文史贵州丨夏同龢状元创办广东法政学堂始末
晚清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天崩地解、巨劫奇变的社会。所谓的“同光新政”时期，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改革立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震撼着朝野上下。改革教育，选派游学，更是变革社会的当务之急。特别在百日维新惨遭镇压后，政体变革与立宪的呼声，不仅没有消沉，反而更为高涨。
游学东洋，修习“法政”“立宪”之要，已为时人最理想的企望。许多官绅士人，乃至封疆大吏如张之洞等人，也多如是主张。皆认为，东瀛的一个弹丸岛国，在明治维新后短短的三四十年，竟然能打败中、俄两个大帝国，雄长东亚。东洋之强势，必有“经验”可寻，“取以为吾国法”。在张之洞等大吏仿照日本的教育体制厘定“壬寅—癸卯”新学制颁行后，清政府与日本的文化教育交流更为频繁。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日本法政大学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法政速成科。在最早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留学的295名学生中，贵州省有12名。而其中竟有一位文名已冠华夏，戊戌科（1898年）光绪帝“钦点”的状元夏同龢。
夏同龢，字用卿（或用清），亦字季平，别号狮山山人，贵州麻哈（今麻江）人。先祖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于江苏南京随征南大军入黔，屯军麻哈高枧堡，授指挥世袭。后曾祖夏鸿时有科名，曾在陕西任知县。大父夏长春得进学补国子生员。父夏源亦进学为廪膳生，学有所成，于同治四年（1865年）出任云南沾益州知州。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同龢出生。光绪五年（1879年），四川委办合川大河坝官运盐厘局，夏源调任该局。
贵阳市云岩区夏状元街 图源：方志贵阳
夏同龢随父居，受教于馆师、后为光绪帝师的壁山进士胡安铨先生，学业大进。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麻哈州学附生资格乡试中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进士，殿试魁夺天下，“钦点状元”。入翰林，授修撰，时人尊称“殿撰”。旋游粤东，结丘逢甲等爱国诗人，唱和结为至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任湖南乡试副主考，拔擢宾玉瓒（是科解元）、谭嗣同、陈立三、谭延闿、罗焌等出类拔萃的人才，日后与之多有往来。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底，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重臣，联名上奏朝廷，应奖励职官出国游学。在此号召下，次年初，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博士与中国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议定，法政大学设立法政速成科，招收中国官绅士子入学修业。按常理，夏同龢这样名震海内、誉满中华、功成名就、享有“四品”官阶的“殿撰”，申请“官费”出洋留学再当学生，政府岂能批准？于是，夏同龢决意“弃官”，以“私费”申请出国。
五月，夏同龢顺利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状元留学生。夏状元留学日本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中华大地的极大震动。当年的第六期《东方杂志》，对其留学之举作了这样的评价：“夏修撰复能以第一人之清望而入他国学校为学生，其志量洵加人一等矣。”
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六月，夏同龢通过一年的刻苦研习，以优异的成绩在第一班69名毕业生中，与罗永绍、王运震、吴伯年等三人，以优等生的第一等毕业。梅谦次郎校长对夏状元的评价最高。其毕业考试的文章《清国财政论策》不仅得满分，还发表于《法律新闻》第292号，而且成为《法政大学史资料集·清国留学生特集》中，收录的唯一一篇学员的文章。同时还出版了在学习期间所著《行政法》一书。
留学日本时期的夏同龢
毕业典礼上，夏状元以学员代表的身份，致答谢辞，特别表达了“他日归国”后，报效祖国的决心及理想：“旦夕精研斯学，益扩张其范围，以法律普通知识，尽灌输于敝国四百兆国民之脑中，使人人皆知有国家之责任，莫不思执干卫社稷，从贵国之后，以共保持东亚和平之福。”当时，有记者还专门对夏状元采访，问道：“您回国后，借什么来谋划祖国的改良进步？”夏回答：“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则国力自强。”又说：“他日归国，将广兴法政学校，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也。”记者对夏的想法赞赏有加，并说：“我也特别赞赏您能依据法律为了国家而竭尽全力，鞠躬尽瘁。”夏同龢回国后的一切作为，完全证实了此点，决非虚言！
是年十一月，夏同龢学成回国后，并未到京师“复官”，而是为实现“广兴法政学校”的理想，直驱广东，与时任两广总督，以“举新政”“办教育”，并“肃贪惩腐”而闻名的岑春煊会商，筹办广东官立法政学堂事宜。当是时，清政府也有将各省的“课吏馆”改办“法政学堂”之议。孙家鼐也上奏，认为设立法政学堂“开启官智”是为“当务之急”。光绪三十年（1905年）十一月，岑春煊与广东学政于式枚共同上奏，请开设广东法政学堂，旋即得准。将广东“课吏馆”改办为全国最早的“官立法政学堂”之一，学堂定于六月开学。
夏同龢状元府
对于学堂监督（校长）一职，岑春煊非常审慎，而且要求极高：必须是“淹通博综，实心任事，才誉足餍众望者”，方能充任。并坚定不移地认为，夏同龢是最理想的人选。岑春煊在奏折中对夏同龢的评价是“器识宏远，学术明通，于东西各国政治，皆能悉心讲求。以之为法政学堂监督，必能有所裨益”，“仰恳天恩俯准将翰林院四品衔修撰夏同龢留粤办理法政学堂事宜”。岑春煊的奏请得准。夏同龢也如愿以偿地出任广东官立法政学堂的监督，更好地去实现法政教育的理想。岑春煊识才和选拔贤才的愿望也得以实现，真可谓各得其所，两全齐美。
法政学堂创设伊始，仅由课吏馆改设。“于学使署之偏创建校舍四，阅月乃成”。是时，科举已停，士人学子以及未得进士的许多举子，视此学堂为唯一“进学入仕”的出路。而且清政府也明令，由法政学堂修业期满，经考核合格得以毕业者，可获取功名或授与官职。因此，学堂开办仅一年，学子如潮，势若“蜂拥”，学堂已难容纳。夏同龢监督请示当道得准，学堂将另择基址新建。
当时，广州天官里后街（今广州越秀区法政路）有官地十四余亩，中有菜地、鱼塘等民产。先是广州中学堂监督丘逢甲想于此建校，当征地手续办妥后，因建校费用尚无着落而放弃。是时，夏同龢与多方斡旋商议，方得落实。预算经费约需十万余银元。法政学堂虽系官办，然清政府财政疲软，银根尤困，根本无力支付此项巨款。于是，学堂监督夏状元，只得“自谋出路”，找到老友香港富商王颐年先生，王先生素敬夏状元。当年在乡里沙湾建宗祠，其额“作善王公祠”，正是夏状元的墨宝。此次对夏状元建校的求助，欣然应诺，当即慷慨解囊，献助七万元，其余三万元，由广州善后局筹拨。资金到位，新兴的法政学堂立即破土兴工建设。（参阅赵青、钟庆编辑校点的《法政开拓者的声音与回响》）
法政学堂的全部工程，阅两年告竣落成。粤东人士无不交口称赞，是为一座园林式的大学府。据后来的《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杂忆》记载：“校门南向，通道东西便俱园林，至大堂后亦筑长通道以达礼堂。旁则东西两院各设办公室十八座。礼堂之东为花厅，西为教务总办公厅。此则为课室，横连五座楼，共设课室十间。课室之后有后楼，上下设有住室四十间……美轮美奂，蔚然大观。”夏监督厘定的《广东法政学堂章程》确定，学堂的办学宗旨为：“俾本省官吏士民肄习法律、政治、理财诸科，学以养成立法、司法、行政之材，渐祈普及全粤，使宪政推行尽利，是为本学堂教育之旨。”据此，要施法政教育以培养如此多方面的人才，学堂建成后，千头万绪，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设是为第一要务。夏监督对此亦有深切理解，故尔择师尤为慎重。
早在学堂开办之初，学务纷繁，夏监督就邀请原在湖南科考的学生、被王闿运等大师赞叹学问“绝伦”的罗焌前来相助。罗到校先修习“法政”充当学生，学成结业即在学堂随师夏监督任教职，一直在学堂坚守八年之久。夏监督尤为重视聘任中国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优秀毕业生充任教师。后有论述朱执信的文章就如是说：“法政学堂的首任监督是夏同龢，他有意罗致留日学生到校任教，借以提高学堂的声望。”正是如此，当年入日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的12名优等毕业生中，有8名系广东籍，而有朱执信、孔绍焱、李文范、胡汉民、张澍棠、金章、曹受坤等7人，均被聘为教员。其他还有古应芬、陈融、叶夏声、莫鸿秋、姚礼修、杜之杕、张树枬、黎庆恩等，毕业回国后，也都到法政学堂任教职。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后，到广东法政学堂任教者，已近30人。他们大多都自撰著述以作教材。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同盟会会员，任教之余，多从事革命活动，甚至还以“教员为掩护，在广州开展各项革命工作……发展革命组织，准备武装起义”。当时就有“法政学堂已是同盟会员进行革命的重要场所”之说。夏监督对此不仅表示“理解”不予干预，而且采“兼容并包”之态度。当师生中有人因此而“出了问题”，还积极保护，多方营救。这些教师皆有真才实学，是为一代精英。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 图源：中山大学
除了那些辛亥革命的英烈，其他如杜之杕、陈融、曹受坤、金章，被誉为广东司法界的“四大天王”。其中陈融和曹受坤，于民国后所改的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先后继任校长。还有黎庆恩，不仅辅助夏监督建设学堂耗尽心血，还任教务主任一职，对教学工作的管理亦卓有成就。在改校及又改为广东法科大学（即今中山大学前身）后，黎庆恩也继任校长。此外夏同龢还选聘了一些日籍教师，有法学士松山丰造、关山富、腾田积造三人和村中清司等。（参阅赵青、钟庆编辑校点的《法政开拓者的声音与回响》）
法政学堂开办初期，招收学员对象仅为“官吏学员定额一百二十五名，地方学员定额为一百名”。据《法政开拓者的声音与回响》，新校建成后，办学条件大大改善，招生也相应扩大。班级科别也随之增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堂所设有科别如次：
法律速成科：学制二年，分四个学期，开设人伦道德、法学通论、宪法、财政学等十七门课程。
特别科：分设法律、政治、理财三个专业，学制均为三年。各专业课程设置有共通的公共课，也有各自的专业课。
法律专业开设人伦道德、大清会典要义、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日语、体操等二十门课程。
政治专业开设课程与法律专业大同小异，仅多警察学、政治学、伦理学、世界近代史、政治地理、大清律例要义等，而无破产法、理财原论等，总共为二十四门课程。
理财专业开设的课程繁多而复杂，除了人伦道德、宪法等各项法学课程外，全是理财、财政、金融、银行、货币、信用、外贸、农政、工业、交通、商贸、租税、预算、统计、公债、簿记等以及各类理财史，中、外财政史，甚至连殖民政策也要作重要课程开设。还要开第二外国语英文和基础课数学，总计共三十五门。真可谓洋洋大观。比较一百余年后当代之财经大学相应专业的课程设置，何曾逊色？细思之，恐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没有当代高科技的计算机等课程而已。
预科：学制为二年，开设课目相对简单，仅人伦道德、中国文学、中外历史、地理、英语、日语、数理化等十一门，类似今高中课程。预科毕业，可升入正科。
正科：分设政治和法律两个专业，学制为三年。两专业所设课程比特别科相应专业所开课程略有减少。政治科为二十门，法律科为十八门。
夏同龢主法政学堂整整六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法政人才。不仅在校内培养，而且还普及到校外。当时为实现普法的理想，“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他还专门设立广东地方自治研究所，并自任所长。开班之时，听讲者多达1100余人。同时支持教师加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深入民间，传播法律知识。故有学者在总结中山大学行政学和政治学的百年历程时说：当时法政学堂“校内千余人，校外也有千余人接受法政教育，非常繁盛”。学堂还专门创办《法政丛志》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等重要刊物。刊行的各类著述，对传播法政思想、法律知识和教育培养人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夏同龢书法作品
据后来的不完全统计，广东省民国初年各县市的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院、科级“长”字号人员，8%以上都由法政学堂的毕业生担任。有的学员可谓精英。如吴英华，系宣统元年（1909年）法律特别科甲班毕业生，民国初年学堂改名后，还在校长曹受坤之后继任校长。邹鲁与吴英华同科毕业后，亦留校任教员。1924年，孙中山先生将广东省立法科大学（即原法政学堂）、广东高等师范、广东省立农科专门学校和广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等四所学校合并为广东大学，由邹鲁任筹备主任。1926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邹鲁为首任校长。
民国建立后，学堂改制，夏同龢也就此离开了广州，脱离了辛苦创办经营六年之久的广东官立法政学堂，进入了人生另一个全新的旅途。曾出任过众议院议员、湖南商业银行总理、江西省实业厅厅长。与法政有关者，还当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民国八年（1919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授予二等大绶嘉禾章。定居北京劈柴胡同，与高僧太虚等行佛教事和慈善活动。1925年，因病逝于北京，享年5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