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馆员周必素：将文物变成读懂贵州历史的钥匙

3项“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5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项“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1项“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

1项“世界文化遗产”；1项“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

这些，是在周必素带领和参与下，贵州考古所取得的成绩。

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所长的13年间，周必素深度参与海龙屯、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招果洞、牛坡洞、大松山墓群等重磅考古项目，让贵州考古接连站上全国舞台。

她数十年扎根田野，将深埋地底的文物变成读懂贵州历史的钥匙。

周必素接受记者采访

在山野间，读懂考古独有的“浪漫”

在周必素看来，自己是一个“野孩子”。

“我家并非书香世家，没有考古的家学渊源。就是在山里跑惯了，对山野里的土地充满了好奇。”周必素说，正是她身上的这种“野”，推动她踏上考古道路。

填报大学志愿时，周必素对考古一知半解，仅凭课本里零星的介绍和一腔热忱，选择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未深思这个冷门专业的艰辛。踏入大学校门后，理想很快撞上了现实。

周必素（一排右一）与四川大学八七级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学合影

“太辛苦了，考古可以说是人文社科里最严谨、最耗费心力的学科之一。回想大学四年，课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周必素告诉记者，考古专业不仅要求学生精通历史，更烧脑的是生僻难懂的专业知识。“考古就是一门实践性和触摸感极强的学问。我还记得老师带我们找石头尝试自己亲手打制石器，才理解了书本上石器的形成过程和图上标出的打击点、打击台面、半椎体、放射线、刃口等种种专业术语，加深了对旧石器的理解。”

周必素将考古比喻为“查案”。她说，证据链要确凿，互相印证，环环相扣、逻辑严密，才能推出结论。只有这样，那些深埋地底的文物才能真正还原数千年前的历史故事。

周必素清理遵义宋墓

四年学习一晃而过。严苛的专业训练，为她打下牢不可破的专业根基。毕业走入田野后，她渐渐读懂考古独有的“浪漫”。她总把考古比作“开盲盒”：每天奔赴工地，永远不知道地层下藏着什么惊喜。虽然田野条件艰苦，但每当清理出一件器物、厘清一层地层，所有疲惫都会因新发现的惊喜而烟消云散。

这份永远有新谜题、永远有新答案的探索感，让她彻底爱上考古，在这一行当里一守便是三十余年。

从“守”到“探”，解锁西南千年历史

1991年，从大学毕业的周必素被分配至遵义杨粲墓博物馆，开启长达11年的“守墓人”生涯。

作为播州杨氏十三世土司，杨粲是“‌播州盛世‌”的开创者。他在位三十余年，通过文治武功使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达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巅峰，其墓葬以技艺精湛的石刻艺术闻名，被誉为“西南石刻艺术宝库”。在杨粲墓博物馆期间，周必素深耕土司考古，不仅系统学习播州及杨氏土司历史，开展土司遗存调查，还完成杨粲墓博物馆的第一个陈列，为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周必素在中国社科院开展杨价墓女棺实验室考古

继播州土司考古之后，她又谋划史前洞穴、夜郎、冶金等特色专题考古，多次奔赴田野，发掘未知，揭示本源，先后主持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等重要考古发掘项目，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在她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的13年间，贵州先后拿下3项“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5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项“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1项“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1项“世界文化遗产”、1项“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2022年7月开始发掘的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是贵州考古所也是她职业生涯中规模最大、最震撼的一次考古发掘。

大松山墓群本是配合贵州省医科大学建设开展的抢救性发掘，最终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文物4000余件套，跨越两晋至宋元明1400年，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历史时期墓地。

周必素在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进行考古发掘

然而，数千座墓葬密集分布，晚期墓葬频繁打破早期墓葬，理清墓葬叠压、早晚格局成为发掘最大难点；漆器、银器等脆弱文物的提取保护，更是全程考验团队耐心。

“大松山墓群不仅规模大、出土文物多，还有跨域上千年的墓地。可以说，大松山墓群帮助我们建立起了云贵高原地区从两晋到宋元明时期考古学的年代标尺，见证了中央王朝从郡县制到土司制度的边疆治理变迁以及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周必素说，大松山墓群因具备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为贵州第八个获此殊荣的考古项目。

考古对贵州的意义，极为特殊

在周必素眼中，考古对贵州的意义，远比其他省份更为特殊。

古代中原文献极少记载西南边疆，明代之前关于贵州的史料更是寥寥无几。长久以来，世人对西南地区“蛮荒之地”的刻板印象困住了地方文化自信。而考古，就是一把解开历史迷雾的钥匙。

周必素为贵安新区干部职工作《考古贵安》讲座

通过数代考古人的工作，集中分布于贵州中西部的史前洞穴遗址、散布于贵州各地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各大河流阶地遗存、自汉代至宋元明时期的历史时期遗存等逐步串联起一部完整的贵州通史，证明贵州自古并非隔绝的孤岛，而是中原与西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融的核心节点。

“我们通过考古发现一点点把贵州的历史脉络挖清楚。每多一处考古发现，就会多一些对贵州历史的书写，就能还原贵州这片土地的历史故事，让更多人对这片土地有了解、有共鸣。”周必素说。

在周必素看来，考古不只是埋首库房的学术工作，更肩负提振地方文化自信的使命，让世人看见这片土地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活化利用考古成果不能仅靠考古人，更需要集各方力量，将遗址转化为研学、文旅载体，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历史。”周必素说。

为考古科普漫画书《一起考个古》作展览解说

2024年9月，周必素卸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职务，但她却并未停下考古的脚步。

如今，她全身心投入大松山墓群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

大松山墓群因其在贵州考古事业中的特殊地位，获批88亩土地建设标本库房即将投入使用。在库房里，数万件破碎文物等待修复、检测、整理、研究。她说，田野发掘只是一半工作，编写完整考古报告、系统解读地下千年史书，才是她和团队要交给社会的最终答卷。

数十年行走黔山，周必素始终相信，泥土之下藏着贵州最厚重的底气，一代代考古人的持续探寻，终将让深埋千年的西南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