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民命屏障”唐树义

往昔贵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高家的房子，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意即高家房产多，唐家官职大，华家银根深。

贵阳唐氏祖籍江西抚州，先世于明代迁居四川涪州，后因逃避张献忠屠川而避乱迁徙遵义。自清康熙至光绪的二百余年间，唐氏诗礼传家，人才辈出，有功名者二十余人，其中唐树义、唐炯父子，官拜巡抚，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昔日遵义城中流传着“要想唐家不当官，除非干断洗马滩”的民谣，由此可见唐家人气之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唐树义诞生于遵义老城。其父唐源准，嘉庆戊午（1798）科举人，曾任广东阳山知县。据《贵州通志・人物志》所载：唐树义（字子方）少时，胸怀大志，尝自恨一事无成，将来不能青史留名，于是磨砺心志，面壁苦读，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渐成为熟习经史诗词令人称羡的士人。时人谓其“为诗清丽，多艳逸风情；其词则有豪博放旷之气”。青年时的唐树义，状貌魁伟，气盖当世，而节操甚严，学养日趋成熟。

唐树义画像 来源：贵阳网

嘉庆二十一年（1816），唐树义中举，时年二十四。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一等（名举人）出任湖北监利知县。到任后，恰逢监利江堤崩决，洪水肆虐，摆在他眼前最为棘手的有三大难题：一是洪水进袭沿江堤坝，怎样才能保住监利县城？一是民众流离失所，无处栖身，如何安置他们？一是当地的流氓地痞乘势而起，大肆剽掠，官府已经无法掌控局势。如何化解灾情，安置灾民，打击宵小之辈的嚣张气焰，还监利祥和的社会环境？唐树义感到重担在肩，压力很大。于是他把整顿治安、擒治群盗作为第一要务。与此同时，他走出衙门，深入民间，乘单舸，涉洪涛，落实灾情，核准灾民户口，然后向上级部门请求赈恤。

唐树义深知赈恤治标不治本，要想使百姓立身安命，首先得修筑堤防，给他们一个赖以生存的环境。他见五六里的江堤早已残破，如果不大修，汛期到来必定会造成灾难，尤其是尺八口地段江流湍急，堤防年年崩塌。有感于此，他决定退移改筑两千七百丈的堤防。为此，他一面向上司申求拨款，一面募民筹款。待到资金凑足后，他审时度势，加紧施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劳动，堤防终于在汛期到来前完工。

汛期来临，洪水大至，堤防遭到严峻的考验。当洪水涨至离堤顶仅三尺时，唐树义不顾安危飞步跑到堤上。这时西南风急，巨浪滔天，吏民纷纷逃窜。当人们看到唐树义独立水中、奉土负薪、身当其冲的情景，不禁为这种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于是停住奔逃，转而护堤，加固堤防的工地又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景象。这时意外风向突然逆转，洪水反向南趋，水位立即减了两尺，堤坝转危为安。

唐树义为官清正，极有个性，因此容易得罪上司。这一年，湖广总督卢坤巡视监利。当卢坤与唐树义商讨修堤之事时，意见相左，对方竟然甩袖而去。卢坤认为唐树义傲慢无礼，不敬上司，气恼之余，欲寻弊瑕，报复泄愤。其后，卢坤检查了唐树义所负责修筑的堤防，工程质量上乘，完全符合标准，印象深刻，颇为动容。回到驿馆后，他再次召见唐树义。当唐树义到来时，卢坤放下官架，下阶迎接，诚恳地说道：“贤父母（官）何得民若是（拥护）！”

由于卢坤的赏识和举荐，唐树义于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调江夏县，十二月因办理堤防有功而赏知州衔，升汉阳同知。后经湖广总督林则徐及湖北巡抚裕泰举荐，朝廷宣召唐树义入京觐见。在道光帝旻宁垂询政务之下，唐树义奏对得体，颇合皇帝心意。旻宁对朝廷重臣叹道：“丞（州府副职）中几见此人！”

由于皇帝的垂青，唐树义升任甘肃兰州知府、晋兰州道。在甘肃任上，因进剿“西凌野番”有功，唐树义擢任陕西按察使。任期满后，他调任湖北布政使，代理巡抚。

道光二十八年（1848），长江洪水大发，从荆州到黄州一千多里的地方，有州县三十一个、卫所九处，均处于危险之中。唐树义见事态严重，立即巡视沿州两岸，返回省城后迅速向总督报告灾情，恳请迅速拨款抚恤救济灾民和修筑堤防。见总督漠然置之的傲态，唐树义按捺不住性子，气愤地说道：“尧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即有严谴，请独当之。”他据理力争了四五日，最终迫使总督拨款救灾。

洪水淹入武昌城，有的地方水深达数丈，居民大都逃往城墙上露宿避难，而总督仍居住华屋，“燕乐如常”，出则前呼后拥，对百姓的苦难置若罔闻。与总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树义不顾危险，每日乘坐竹舆看视灾民，嘘寒问暖，挥泪抚慰。救济的款项刚到，在还未接到命令时，唐树义又立即开库先发放给灾民。正因为唐树义事事为百姓着想，湖北民众对他感恩戴德，敬仰有加。

由于和总督的关系紧张，第二年冬，唐树义以病为由，辞官返回贵阳故居，每日与友人郑珍、莫友芝等饮酒赋诗，畅谈天下大事，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

唐树义返里后，置义田，建宗祠，救恤故旧，慰荐孤寒，为友人出版诗文数十种，又出资出版《播雅》及全黔诗，整理和刊印了自己的诗文集《梦砚斋诗古文词》《北征纪行》《从戎日记》等。

唐家花园（今贵阳市云岩区堰塘街） 来源：贵阳网

唐炯在《先君子行略》中对父亲做官时的人格道德有以下说法：“（先君）尝教僚属曰：‘见得爵位轻，自无作不好之官；见得货财轻，自无做不好之人。’”对于其父的清操廉节，唐炯在该文中举了几个事例：

一、湖北水患时，唐树义令龚、姚两观察前往荆安、武汉和黄州等地视察灾情，两人的车船费、薪金及仆役费全由唐树义的薪俸中支取，从未累及僚属。

二、唐树义引退时，湖北的僚属和商人赠送他数万两银子，但都被婉言谢绝。

三、唐树义为官二十多年，薪俸大都用于救济同族中的贫困者、老疾者、不能嫁娶者和读书力行者。

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占武昌城，清廷惊慌失措之余，突然想到了息影林泉的唐树义，企图以其在湖北的威望来抵御太平军，于是征召他入京候命。临行前因无钱置办行装，于是变卖儿子唐炯媳妇的“奁（lián）田”，得一千两银子。当他估计将来无力偿还时，便将自己所喜爱的雪声堂砚及褚遂良临兰亭黄绢本来抵当。

唐树义风雨兼程到湖北后，等待他的是血雨腥风的战斗。在与太平军的残酷搏杀中，他在宋埠、鹅头山、辛家冲和马鞍山等役力挫对手，击毙太平军三王，伤两王，擒斩千余人。之后，他又建“新功”，在黄州一役，十日之内，大小十一战，均大败太平军。

咸丰四年（1854）正月后，战况急转直下，清军一败再败。唐树义兵败金口，知事不可为，只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必轰轰烈烈寻有死所”，最后投江而死。

得知父亲噩耗，唐炯千里赴楚，得父尸骸后，运回故里，葬于贵阳东北五十里之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