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贵州丨贵州兴义刘氏家族与近现代贵州教育
翻开贵州近代教育史，兴义县教育的长足发展，与下五屯刘氏家族的重教兴学密不可分。自19世纪末刘官礼（1841—1910年，字统之）播下教育的种子，其子辈刘显世、刘显治接续薪火，再到孙辈刘燧昌、刘煊昌、孙刘悫昌深耕细作，以三代人的坚守，为贵州乃至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鲜活样本。尤为特殊的是，刘官礼的教育实践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对清代名臣张锳“加油助学”的继承与发扬。
清光绪九年（1883年），一位身着长衫、目光坚毅的中年人站在因战乱而残破的城垣上，发出了“兴邦必先兴学”的慨叹。他就是刚放下军功，被任命为兴义县培文局局董的刘官礼，此刻，他望着脚下崎岖的山路和遍野的荒芜，回想着前任名知府张锳“兴邦必先兴学”的实践，思索着以另一种方式发展家业。
未承想，此后三十年他对推动教育的执着，让这座西南小城成为清末民初贵州人才的摇篮。而这一切的精神源头，正是由张锳在兴义府播下的“加油”火种。
（一）张锳“午夜加油”精神内核：兴学助教的黔地传统
提及兴义府的教育传统，绕不开清代名臣张锳的“午夜加油”。其核心在于对家国前途的深深忧患，以及通过实际行动破除贫寒对求知的阻碍。
兴义府试院 图源：安龙融媒
张锳在任期间，重修了安龙珠泉书院，增设学田，为贫困学子提供膳食补助，构建了从“午夜加灯油”的个体关怀到“建院兴学”的系统工程。其“官不修衙，先修学堂”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兴义府的教育发展。张锳就任兴义知府之年，正是刘官礼出生之年。此后，张锳于兴义知府、贵西兵备道任上，留居府城安龙14年。刘官礼的童年、少年时期，耳濡目染了盘江大地知府添油的重教兴学。成年后，他更是将张锳“兴学为治世第一要务”的名言奉为圭臬。“午夜加油”为他的教育实践提供了最早的精神范本。
（二）“科举梦”的执念：树立地方教育发展风向标
据刘燧昌于1948年编撰的《刘氏族谱》记载，早在先祖刘泰和定居兴义泥凼时，其家境尚不富裕，却仍创办私塾，可见“耕读传家”的理念早已植根。至刘官礼父辈刘明扬一代，父子五人皆“工于辞赋”，志在科举功名，却因战乱未果。
第四座笔山书院复原图 （资料图片）
从兴义置县的1798年至刘官礼就任县培文局局董的1883年，全县仅胡尔昌一人中举。刘官礼在与乡贤的交谈中，常“引以为耻”，也成为其推动地方教育改革的原始动力。在此背景之下，刘官礼积极推动，于1889年兴建兴义县历史上第四座笔山书院。《民国兴义县志》载：“清光绪初，（刘显慎）从父统之倡修笔山书院。落成，所聘山长主请苦无书参考。于是，筹款命显慎赴长沙、武昌，分购《皇清经解正续编》《学海堂丛刻》《湖北丛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诸书而返，邑中学子始有读书资粮。”
纵观刘官礼一生，对从兴义府走出去的“加油”二代张之洞极为关注。1875年春，四川学政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订了章程18条，对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1889年，又创办“广雅书院”。时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武汉大举洋务运动。刘官礼命刘显慎外出购书，目的地指向长沙、武昌，似有意为之。
（三）从“科举梦”到“办新学”：历史选择中的贵州教育改革试验田
1897年2月，张之洞、李端棻推荐的贵州学政严修集中精力改革贵阳学古书院，参考张之洞在四川的《尊经书院章程》撰写《学古书院肄业条约》，聘请贵州绥阳大儒雷廷珍任山长，于1897年3月30日开学，比黄遵宪、谭嗣同等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还早半年。除经史外，开设数学课程，学生可选学英文、物理、化学、农学等。此次变革贵阳学古书院，首期在贵州全省招生40人，而兴义笔山书院学子就有刘显世、刘显潜、刘显治、李映雪、吕声文5人入选，占全省学子一成有余。
1929年拍摄的笔山书院大礼堂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李端棻因“保荐匪人”获罪革职，流放新疆；严修在学部侍郎任上辞职返乡，贵阳学古书院更名为经世学堂。但贵州当政者对新学态度转变为噤若寒蝉，经世学堂难以为继，雷廷珍苦苦支撑至次年，连同学生在偌大省城竟无立锥之地，师生星散。正当此时，雷廷珍收到了刘官礼的聘书，遂欣然西游入主兴义笔山书院，将刚刚发端的贵州教育变革，由省城贵阳转移至西南兴义县。《民国兴义县志》记载：“今书院系光绪十六年邑人刘官礼倡修……向习八股诗赋。自戊戌绥阳雷廷珍（字玉峰）提倡经学小学，住院生月呈笔记，亦当堂课给奖。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甲辰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习又一变。”由此，兴义笔山书院已名副其实地成为贵州教育改革的试验田。
因为雷廷珍，刘官礼再次与张之洞有所交集。1902年8月，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的学制系统《钦定学堂章程》出台，亦称“壬寅学制”，是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堂章程。因制定仓促，不足甚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未能实行。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却对学制深以为然，仔细研究后提出较为系统的建议，以他两年前创办的两湖书院付诸实践，最重之事乃懂新学、有实践之管理者，严修向他介绍的雷廷珍成为最佳人选。张之洞多次修书兴义，力邀雷廷珍出任两湖书院山长。雷廷珍离别兴义时，推荐其学古书院弟子姚华、熊范舆等入主笔山书院、教授西学。贵州教育变革试验田的进程因之未有改变。
笔山书院旧址
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拟定的学制系统文件《奏定学堂章程》，废科举，改新学。对于此举，刘官礼积极响应，于次年将笔山书院改为“兴义县公立高等小学堂”，当年招生30余人，严格按照《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办学，以普及平民教育为教学宗旨，不再以科举应试为终极目标。
为推动乡村教育，刘官礼走遍兴义各乡，劝导办学。兴义则戎镇平寨村老安章寨吴氏宗祠内，留存一通镌刻于1937年的碑刻，碑文记：“迄光绪末，变革学制，老统领刘公（注：刘官礼）遵令，下乡见安平两村人烟稠密，宜办一武备小学……择吉于光绪卅三年六月初八日鸠工建筑……厥后，莘莘学子遂渐增加。我乡文化之进步，皆公之力也。”
笔山书院更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不久，贵州教育变革试验田结出了硕果。1905底，李端棻联合士绅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等，将贵阳府中学堂改设为贵阳中学堂。次年，贵阳中学堂改称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面向全省招生。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魏正楷、王文华、窦居仁等13人前往报考。发榜时，名列前13名，轰动全省。
除了教育成就，兴义刘氏家族还因此与戊戌变法代表性人物李端棻、贵州维新派领袖唐尔镛等人物发生密切交集，如刘官礼长子刘显世之女刘从正，嫁与唐尔镛的长子唐行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联姻戚友、同窗、门生故旧等关系，兴义刘氏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核心人物结识，并结下深厚友谊。
康有为题刘统之先生祠
如1920年，刘显世在贵阳修建的刘氏祠堂落成时，康有为亲自题写《刘统之先生祠》。据《刘氏族谱》记载，早在唐、刘联姻的前几年，刘官礼便认识了唐尔镛，两人关系和睦，相处甚欢。他们在一起频繁探讨教育问题，唐尔镛向刘官礼详细介绍了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建议兴义“废科举之残余，兴实用之学问。”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唐尔镛每期都寄给刘官礼，刘官礼则组织笔山书院师生“逐字研读，辨析得失”。这种思想上的呼应，让兴义的教育改革不再是孤立的地方实践，而成为全国“新学浪潮”的组成部分。
（四）传承“加油”：系统性助学体系的构建
兴义教育名家岑明英《刘统之与兴义教育》一文记载，在经费保障上，刘官礼动用团防总局历年库存的十万两白银作为启动资金，设立学田；划拨屠宰税附加、斗息捐等作为常规经费；甚至亲赴各乡劝导富户捐资助学，规定“凡捐资百两以上者，勒石记功”。
在入学机制上，刘官礼规定“凡兴义子弟，无论贫富、男女，皆可入学”。
在升学通道上，刘官礼目光长远，积极向省城乃至国外输送人才。《笔山书院》一书中的《清末留学：时代浪潮中的笔山书院》一文记载，从1905年开始，刘官礼陆续派遣2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并从地方经费中划拨专款作为学费，还与清政府驻日公使联系，为学生安排住宿和学校。
对于张锳重教兴学的传承，从个体性的“加油”到系统性的助学体系构建，是刘官礼对这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继承。
1910秋，刘官礼病逝于家中，李经羲为其题联：“数万户生民再造，赖先生永固如长城，今名犹著，真似刘越石（注：西晋名将，以刚毅不屈、坚守气节闻名）之刚毅；三十年天道更迭，愿后昆磨淬为国器，昔闻先贤，恰如范希文（注：北宋范仲淹，字希文，早年为秀才时便心怀天下，有‘先忧后乐’之志）之初心。”
巧合的是，接过家族教育事业接力棒的长子刘显世，也是秀才身份。在他和弟弟刘显治的推动下，兴义的教育改革从“地方实践”走向“全省影响”，而与梁启超等维新派的直接交往，更让刘氏家族的教育视野扩展至全国乃至世界，也让张锳的“加油助学”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一）刘显世：从教育总董到省长的“新学推手”
刘显世（1870—1927年），1905年专任兴义劝学所总董。这位日后的贵州督军兼省长，在教育上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理念，甚至更为激进。为推动乡村教育，刘显世的马蹄踏遍兴义山山水水，劝导各乡办学。《兴义县志》教育篇记载，1902至1910年间，兴义各乡创办初等小学70所，平均每乡3所，数量上在当时的贵州堪称奇迹。
1925年拍摄的兴义女子小学教室
刘显世的远见，更体现在对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的重视上。1907年，他创办兴义女子小学堂，开学当天仅有5人入学，刘显世亲自四处劝学，到1911年，学生达120人，不少毕业生成为兴义乡村女子师范的首批学员。
为解决兴义各地师资短缺问题，刘显世创办了兴义师范传习所，学制一年，专门培养初等小学教师。他规定：“凡入传习所者，免学费，供食宿，毕业后需在兴义任教三年。”这一政策吸引了大批秀才及贫寒学子，第一期便招收了50名学员。
传习所的课程完全效仿日本师范学校，开设教育学、心理学、算术、体操等科目，由留日归国的李映雪担任教师。这些学员毕业后，成为兴义乡村小学的“火种”，极大缓解了师资压力，也让“加油助学”有了专业的传承者。
1913年，刘显世主政贵州后，将兴义教育经验推广至全省。他支持唐尔镛等创办贵州教育会，推动全省中小学课程改革；拨款修建贵阳师范学校，培养合格师资。他延续了父亲派遣留学生的传统，且规模更大、范围更广。1912至1920年间，出国留学的贵州学子达80余人，其中留日50人，留欧美30人。从兴义到全省，刘氏家族的“加油”版图不断扩大。
（二）刘显治与梁启超的交往：思想碰撞的火花
刘显世是教育实践的推动者，其胞弟刘显治（1876—1923年）则是思想理念的传播者。刘显治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在北京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友谊，其交往直接影响了贵州的教育走向。
梁启超纪念馆内的梁启超雕像及故居 图源：新华社
1920年，梁启超考察欧洲归来，在上海与刘显治彻夜长谈，向他详细介绍了欧洲的教育制度，特别提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刘显治之子刘燏昌（字斐章）在《岁月》一书中记述：“1920年的一天，父亲要我换上新做的小马褂，到前厅去见当时闻名海内外的梁启超先生。我不知道梁先生为什么闻名，见到梁先生时一鞠躬，低头时见梁先生穿的是一对双梁鞋，绸裤脚用带子系着。我站在一旁听他们说话，才知道梁先生刚从欧洲回来，谈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勤工俭学之事。他们都对留法学生自食其力的精神大加赞赏。”
回北京后，刘显治给刘显世写信。刘显世接信后，当即拨款作为留法经费，资助贵州24名学子加入留法勤工俭学队伍。其中便有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王若飞，他不仅学到了先进技术，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对贵州乃至全国的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无疑是“加油”现象新的延伸——从资助学业到塑造理想，刘氏家族的助学内涵不断丰富。
（三）从兴义到贵阳：教育网络的全省辐射
刘显世主政贵州期间，兴义的教育经验也开始向贵州全省辐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全省教育发展，将“加油”的种子撒向更广阔的土地：
普及基础教育：下令各县设立劝学所，要求每县至少创办2所高等小学、10所初等小学，经费从地方税收中划拨，不足部分由省政府补贴。到1920年，贵州小学数量较1912年增长了3倍，入学率从不足5%提升至15%。
发展职业教育：在贵阳创办甲种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培养实用技术人才。
支持社会教育：创办贵州通俗教育馆，设立阅览室、演讲厅、展览室，免费向市民开放。
姚华
这些措施的推行，离不开刘氏家族的人脉网络。刘显世重用唐尔镛、姚华等维新派人士，让他们主导教育改革；通过刘显治与梁启超等全国知名学者保持联系，及时引入新思想；甚至通过婚姻关系，将兴义与贵阳等地的教育力量联结起来。岑明英《刘统之与兴义教育》一文记载：“贵阳熊范舆以其女楚芳为其（刘官礼）孙媳，即刘公亮之妇也。”这种“以家族为纽带，以新学为核心”的网络，让贵州教育在短短十余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至刘官礼的孙辈，家族权势逐渐消退，但对教育的坚守却愈发纯粹。刘燧昌、刘煊昌、刘悫昌等人，选择深耕教育一线，将“新学”理念与本土实际结合，让兴义教育枝繁叶茂。
（一）刘燧昌：拒绝做官的教育理想主义者
刘显世长子刘燧昌（1890—1950年），字刚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完全可以凭借父亲权势进入官场的他，却选择了投身教育。张镜影在《刘显世传》结语中写道：“1925年，其子刘刚吾自日本留学归国，并未畀以省政要职，命其主持贵州法政专门学校，显见其不私于其子也。实为当时各省督军兼省长用人唯才之罕见者。”
投身教育的刘燧昌，曾担任留日学生监督。其堂弟刘燏昌的《岁月》一书记述：“1930年，堂兄刘燧昌调任国民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留日学生因‘官费未到’‘中日冲突’等问题多次爆发风潮。刘燧昌到任后，一方面积极与国内交涉，确保官费按时发放；另一方面多次召集学生开会，晓以大义，组织留日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会’，既表达爱国立场，又避免过激行为影响学业。在他任内，留日学生的秩序最为稳定，学成归国者也最多，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政界、学界的中坚力量。”
刘燧昌的工作，无疑是对“加油”行动的延伸，在异国他乡为学子们保驾护航，让他们安心向学。
（二）刘煊昌：基础教育的“铺路石”
刘显治长子刘煊昌（1901—195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贵州省省长公署秘书长，但他最看重的身份，却是省立兴义中学教师、纳碧小学校董。这位从大城市归来的知识分子，深知基础教育对家乡的重要性，将毕生精力投入其中。为解决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刘煊昌在纳碧村创办了私立纳碧小学校（今兴义市盘江路小学）。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还为贫困学生提供书本和午餐。这种扎根乡村、服务乡童的情怀，与张锳“午夜加油”的赤诚一脉相承。
刘煊昌胞弟刘焯昌，北京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工作，回到兴义任教。在乡村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他鼓励女学生“打破封建束缚，追求人格独立”，培养了一批贵州早期的女教师。
（三）刘悫昌：女子教育的“破冰者”
刘显慎之子刘悫昌（1891—1960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2年，他受叔父刘显潜之命，担任兴义永康乡村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成为兴义女子教育的“破冰者”。
由于封建礼教所致，刘悫昌上任时，全校仅有12名学生。他没有气馁，而是挨家挨户劝学。为了让家长放心，他承诺“包教包会，毕业后推荐工作”。1935年，黄景惠等第一届10名毕业生全部被乡村小学聘为教师，月薪虽不高，但足以自立，让更多家长送女儿入学。毕业生何应相（何应钦之妹），1941年曾在贵阳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至1940年，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已达80人。
从张锳在兴义府“午夜加油”，到刘官礼创办笔山书院，再到刘氏后人深耕教育数十载，祖孙三代以“加油”二代、三代、四代的自觉担当与文化传承，让兴义府的“加油”文化现象经历了从个体善举到系统工程、从地方传统到时代潮流的华丽转变，不仅改变了兴义的文化面貌，更深刻影响了贵州的教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