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明朝到贵州，我们到底都要看什么？

屯堡将贵州地方文化纳入国家叙事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先后在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师范学校任教18年。曾主编《贵州读本》《安顺城记》等书。

采访／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以下简称“地”）

地：在您看来，屯堡文化的当代价值是什么？

钱：屯堡文化是明代执行“调北征南”“调北填南”国家政策的产物。屯堡人从武装集团成员变成地方生活集团成员，个人身份从军人变成农民，但仍然保留着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浓厚兴趣。屯堡文化实际上是大文化，其最大特点是将文化与国家性、地方性、民间性融为一体，构成独特多元的文化谱系。当年我在研究屯堡文化时发现，今天的屯堡依然保留着农村的公共空间。在我看来，这就是屯堡文化当代的价值所在，即建构了一个屯堡的乡民社会，它能够与今天的屯堡、与普通人相联结，这也是屯堡文化对未来乡村建设的积极作用。

地：“看明朝，到贵州”，请问您对这个命题有什么样的解读呢？

钱：这（命题）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实际上历来有个问题，就是人们长期以来对贵州有一个误解，认为贵州与外界隔绝。然而现在已经具备了和原来不同的条件，我们现在处于全球化的时代，甚至说是后全球化的时代，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来寻找贵州地方文化与国家、世界的联系。在全球化时代，通过明代卫所制度（屯堡）、南明行宫、土司制度等纽带，将贵州地方文化纳入国家叙事和世界视野，是一种历史必然。

地：屯堡文化以及贵州文化对您来说有什么影响？

钱：我的经历跟屯堡人很接近。我在安顺的一些朋友，他们都说：“钱老师，你把江南的文化带到了贵州。”因为我本人是在南京长大的，当年屯堡人就从南京的夫子庙出发，我又从那里出发。可能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从东边到贵州的感受，和六百年前那些移民到贵州的南京人、安徽人的感受非常相同。某种程度上，贵州的真山真水真人，培育着屯堡人，培育着王阳明，也培育着我。

正是在贵州，我形成了基本世界观和基本信念——上下求索，永远进击，绝不回头。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贵州精神，也是一种贵州文化。曾经的贵州文化比较落后，但一旦接受了先进文化，贵州文化就会变成内在的一种生命力量。这种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力量，正是王阳明、屯堡人与贵州土地共同书写的永恒命题。

国家力量的全球叙事

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主任，贵州屯堡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学术委员会主任。

地：如果我们到贵州去，以屯堡文化为入口了解明朝，究竟应该看些什么？

毛：对于明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地位，我的看法是，明朝是古代中国最后一次站在世界中心发言的时代。郑和下西洋提出的口号叫作“普天之下”都要“遂其生业”，让大家都有幸福的生活，要建立一个天下秩序，这个秩序叫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都要实行这个原则。能够这样发言的背后是什么？是强大的国家力量。提出高瞻远瞩的人类永恒价值的理念，它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支持，这强大的国家，就是有着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要提出世界秩序的建设方案，你得有底气。当时明朝的整体实力，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在全世界都是最强的。郑和下西洋，明朝有200多艘舰船到了非洲。根据记载，郑和乘坐的宝船是44丈长、18丈宽，船队共有27800人，船队的规模之大、容纳人数之多在当时是无可比拟的。郑和下西洋以后50多年才有哥伦布航海，但是他们的人数较少，船的规模也相当小。哥伦布船队的旗舰排水量120吨，船长23.66米、宽7.84米。三艘船共有船员87人。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明朝的历史地位，讲明朝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中的地位。

通过贵州屯堡“看”明朝，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看到屯堡村落有很多石头建筑，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服饰，比如上衣、头巾、鞋等等；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风俗跟周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的一些节日，比如“抬汪公”这样的习俗，还有地戏。地戏演的剧目，多是表现习武、表现国家责任担当、表现忠义仁孝等传统价值观念的，说“到贵州，看明朝”，这都是我们可以看的。

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变化，因为几百年的流动，也与当地的文化和民俗习惯有交融。比如服装，就跟明朝南京的服装不一样，因为气候、劳动方式不一样。来到屯堡以后，哪些东西有改变，受了什么影响，这都需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用僵化的思路来观察，历史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屯堡文化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形成的。

地：明代实施的卫所制度，包括屯堡及屯堡文化，对贵州后来的发展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呢？

毛：多数地方卫所的屯军后来就变成地方性的形态了，因为卫所制度衰落了，打仗能力也不行了，后来军队多数采用民兵、征兵和募兵制度。屯堡所在的地方有的就变成州县了，有的保留了卫所的名字，但是已经实行行政化管理了。这是历史发展，屯堡是依赖军事制度存在的，军事制度变迁了，屯田制度也就解体了。制度上的卫所解体了，但文化上的延续性影响或者其他方面的影响还保存着。屯堡人的社会生存更多的情况是民间的延续，不是通过政府力量推动的。因为清朝也面临着明朝的问题，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要推动地方的治理，土司制度也在实施，仍然需要依靠相对稳定的人群和文化传播的力量。卫所、屯堡的影响，在清朝还是有相当的延续性，所以屯堡保留其特殊的风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价值。

学界对于贵州屯堡的观察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贵州地区发现了一批穿着不同服装、说着不同语言的族群。并发现他们是汉族，并进一步区分，叫“老汉族”，和以后进入西南地区的新移民是不一样的。西南地区不同时期的移民有很多，屯堡人是明朝初年移民到此地的。这些老汉族多号称祖籍是江苏南京的，实际上就像“大槐树”一样，是一种象征。其实包括安徽、浙江、江苏这些地区，都有大批的人加入到“调北征南”的队伍当中。这些人保存了祖地的风俗，成为他们自身的身份记忆和身份认同。中国是一个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国家，屯堡人保存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特质的体现——重视传统。他们不忘祖先，不忘祖先的文化，所以几百年来就不断地有人寻根。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和大力弘扬的形势下，很多人都会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问题。不少地方民间组织和地方政府就多次组织过屯堡的民众到南京寻根，很多南京人看见这些流落外乡的亲人归来，都极其感动，甚至热泪滂沱。

都过去几百年了，还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感觉和记忆，很有意思。所以当下我们应该重视屯堡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当中的作用，重视屯堡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作用，重视屯堡在各民族团结融合交流当中的作用。

贵州是研究明代的一个“历史剖面”

范同寿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贵州历史笔记》等著作。

地：为何说贵州是“看”明朝的独特窗口？

范：贵州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其历史文化的系统性，从纵向的时间轴来说，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史前文化，直至今天。其中最能体现与明朝深刻联系的，莫过于屯堡文化。

屯堡文化超越地域文化，具有宏观价值，要站在国家层面来看。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完成国家统一，要打下云南。安顺的区位太重要了，是进攻云南唯一军事上、战略上能够集中兵力，确保军队驻团训练、作战前准备的理想场所。明王朝在此广设卫所，大兴屯田，推行“调北征南”政策，形成密集的汉族移民群体。这些移民带来的江淮文化，在安顺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得以保存和延续，形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屯堡文化。

通过屯堡，我们可以看到明朝的国家战略是如何实施的，可以看到明朝的卫所制度、屯田政策在边远地区的具体运作，可以看到大规模的移民如何改变地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更可以看到明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设计的精巧制度。屯堡文化现象，实际上是明朝国家边疆边地治理框架下的产物，突出体现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核心功能。它是明朝留给贵州，也是留给中国历史的一份活态遗产。

地：具体我们要如何在贵州“看”到明朝？

范：我觉得贵州绝对不缺乏（明朝的）资源。贵州，这17.62万平方公里，真的是明朝全方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好像一个开放式的文物。关键是你要去把这些文物找到。

从政治制度层面看，贵州的诞生本身就是明代政治的重要产物。在永乐皇帝的一生中，编纂《永乐大典》、建立贵州省、派遣郑和下西洋这三件大事非常重要。永乐皇帝将全国行省从12个增加到13个，设立了贵州省。更重要的是，永乐皇帝在这里推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改土归流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废除了思南、思州宣慰司，在其辖地上建立了八府四州，将72个长官司纳入新成立的贵州承宣布政使司管理。这一举措实质性地将秦汉以来多种并行的地方治理模式进行了整合，开启了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更独特的是，贵阳是现存全国省会城市中唯一以明代军事机构命名的“都司路”，印证了当时“未设省政府，先立省军区”的历史创举。

在军事制度方面，贵州保存了明代军籍制的活态样本——屯堡。这里清晰地展现了士兵携家属戍边、父死子继的世袭军户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屯田模式。要理解明代军屯与汉唐军屯的差异，贵州的屯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观察点。

贵州的城市发展也深深烙有明代的印记。明朝通过卫所屯田建立据点，这些据点逐渐发展为早期的聚居地，进而形成具有三街六巷格局的封建城市雏形，如福泉水城、隆里古城等清晰地记录了这一演变过程。城市发展中的建筑文化是贵州明朝遗存中最耀眼的领域之一。贵阳的甲秀楼以其长联闻名，安顺文庙的石刻艺术独树一帜，镇远青龙洞的古建筑群和独特的“歪门邪道”街巷布局，都代表了明代建筑的高超水平，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

此外，在习俗、服饰、饮食文化等方面，贵州也保留了丰富的明代元素。可以说，贵州是研究明代历史的一个极其珍贵且相对完整的“历史剖面”，其价值在于这些遗存大多仍在原生态的环境中。对于理解明朝，尤其是其地方治理、军事制度和社会变迁，贵州提供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实证资源。

要看到贵州与阳明心学的互相成就

郦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嘉宾，《百家讲坛》栏目特约主讲人，著作《五百年来王阳明》《心学的诞生》分获“中国好书”“黔版好书”。

地：为什么说“看明朝，到贵州”指向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溯源？

郦：我来到贵州其实不是因为兴趣，而是因为志趣。作为一个阳明心学的信徒，我每次到修文，大多数时候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态。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支撑我们人生的根本力量，而阳明心学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信仰。更重要的是，阳明先生是在龙场悟道的，所以我对贵州往往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王阳明以“成圣”作为人生追求，曾在理学格物致知的框架下“格竹”七日未果，却在贵州龙场一夕悟道，始创心学，这并非偶然。我觉得阳明先生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创立心学，对五百年后中华文明史、东亚文明史甚至人类文明史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有贵州这片土地的山水之助、人文之助，还有人民之助。

在黔地的影响下，王阳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面对贬谪绝境，他以“夷居信何陋”的达观精神溯源与回归儒家质朴精神，跳脱理学桎梏，领悟到“险夷原不滞胸中”，最终阐发“穷途还赖此心存”的“心外无物”之论。在“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的生存挑战下，他谪居后不鄙农事、躬身田园，摒弃原生阶层观念，将“开棘成篱”“西山采蕨”的求生实践转化为心学践行，获得“不愧吾食力”的自我认同，“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他将亲务农杂视为心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尤为关键的是思想之变。贵州以其独特的环境，自发地影响了王阳明不断向内的儒学追求。龙场夷民成为其第一批弟子，求学诸生日夜群集，两任贵阳提学副使的邀约促成其赴贵阳传道。正是这种“黔学向外联结的坚持”，最终促成其悟道：“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贵州以“真空”的思想环境，让心学得以自由茁壮成长，绝地终成福地。

所以，阳明心学诞生于黔，是贵州悟道之助与王阳明知行之变相互成就的历史选择。虽然王阳明在贵州仅两年多，但这段时光对于中华文明史乃至东亚文明史都至关重要。时间再长都没有永恒，一瞬即永恒——再短的时间，只要创造伟大价值，便是永恒。阳明先生在贵州虽短暂，却为贵州文化播下了永恒的种子。

“看明朝，到贵州”，是看王阳明如何在绝境中悟道成圣，看心学如何破茧而出，看黔学如何因之奠基并与心学相互成就、绵延至今。在这片塑造永恒思想价值的神奇土地上，我们不仅要找寻中华文明在特定历史节点迸发出的力量，更要溯源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看一个明代移民集团的贵州遗存和文化融合

张新民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贵州省文史馆馆员，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

地：贵州自明代以来，经历了一个逐渐被儒家文化影响、塑造的过程，那么儒学、儒家文化在屯堡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张：明代中央王朝在贵州设立卫所，其实不只是安顺、平坝一带，而是遍布今贵州全省各地，主要沿国家交通驿道干线分布，立足于贵州地缘政治生态观察，向东向西或向北向南，延伸至湘、滇、蜀、粤等地，形成了王朝国家广袤区域的核心军事控制线。

我之前多次在不同地方讲过，最大的卫所或屯堡其实是在贵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的中央王朝先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然后才在永乐十一年（1413）设置贵州布政使司，接着又在永乐十四年（1416）设立贵州提刑按察使司，从而彻底完成了三司并立的地方行省建置。最先设立的都指挥使司，既是贵州各处卫所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也是扼控整个云贵地区的重要军事中枢，设在贵州宣慰司城，即后来的贵阳府治所。国家军事机构与地方土司同城而治，从而统辖大量与地方土司犬牙交错的卫所，这固然具有弹压远近大小土司的重大历史意义，但也反映了“土流并治”政治生态的地缘性时代特征。省一级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设在贵阳，贵阳城四周都是具有护卫性的军事城墙，城内又聚集了人数不少的卫所军户和汉人流民，我们当然可以说贵阳就是当时贵州最大的卫所，也是当时贵州最大的屯堡。研究贵州屯堡文化，不能仅局限于安顺及平坝一隅，必须放眼更广大的地缘政治生态区域，贵阳就是最值得注意的军事指挥核心卫所要地。

从具有国家军事机器色彩的都指挥使司的设立，到体现国家行政意志的布政使司和体现国家刑狱意志的提刑按察使司的创建，都可说是西南边地社会国家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史载贵州布政使司设置之初，所领者仅“府八，州一，县一，宣慰司一，长官司三十九”，沿至晚明则“领府十，州九，县十四，宣慰司一，长官司七十六”（《明史·地理志》），可见从属于国家流官管辖范围的府、州、县行政区域在逐渐增多，归顺并成为朝廷地方代理人的世袭土司也在大量设置，说明边地社会已逐渐由“土流并治”，转型为“流主土辅”，乃至最终彻底改土归流，国家化的历史进程始终在不断加快。而早期的都指挥使司与宣慰司同城而治、治地相互交错的不仅有水西土司，同时尚有宋氏土司，任何一举一动都在国家权力的视野监控之下，沿交通主干驿道又有大大小小的卫所严密布局，扼控范围广涉湘、黔、滇等地区。这一有效举措无疑是有明一代西南地方社会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决策事件。

与地方社会国家化发展同步的，则是地方文化的华夏化发展。我这里所说的华夏主要是指华夏文化，并非由汉民族独创或独享，而是由多民族共创或共享，但并不否认汉民族长期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大量汉人军户集团和商农移民群体的进入，无论自觉不自觉、有意或无意，都在带来自身固有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携带并传播了华夏文化多方面的信息，改变了地方社会多族群共生的文化生态结构。而地方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双向对话与交流，也推动了“汉”与“非汉”社会的文化建构活动，不仅扩大了华夏文化传播的地域范围，加快了地方文化华夏化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且也以自己特有的民族生活方式丰富了华夏文化的具体内涵，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华夏文化的发展历经几千年而始终充满生机，这与多民族群体长期交流对话、融通互补的合作关系密不可分。

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逐步深入，流官性质的府县行政辖地日益扩大，卫所汉人移民集团的军事色彩也在逐渐淡化或消退。他们入黔后仅仅经过三四代人的苦学力，便有不少军户子弟通过科考踏上了仕途，成为崛起于边地的士大夫阶层的重要宫阶人员，人数则越往后显得越多，也有不少潜心研读汉籍的土司子弟，他们共同发挥的社会性影响绝不可忽视。大量未有科举功名的地方读书士子，成了可以代表士绅阶层随时发言的知识精英，同样也发挥了转变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

立足于边地社会华夏化的客观立场，观察边地社会华夏化的转型过程，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文字下乡”与“儒学入边”两件大事，它们都与“汉”与“非汉”族际互动密不可分，也离不开地方知识精英的文化生活及行为影响。今天在安顺及平坝屯堡地区和清水江苗、侗散落村寨，都发现了大量类型各异的民间契约文书。屯堡民间文化是汉文化区，文书用自身常用文字书写，显得极为整齐和规范；清水江文书则是非汉民族地区借用汉字书写，较前者显得不够整齐或不太规范，却可以从中看出所谓“文字下乡”，乃是从“汉区”向“非汉区”逐步辐射传播和扩散发展的。其中早期卫所汉人集团所发挥的示范作用，当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影响因素。

“儒学入边”的情况极为错综复杂，必有一个缓慢持久的推进过程。解读安顺及平坝屯堡汉人区新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即不难了解儒家思想是支配当地民众日常伦理行为的重要价值来源。比观清水江苗、侗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则时见以汉字记苗语或记侗音的现象，而分关文书则多以仁、义、礼、智、信为拈阄符号，也可见“汉字下乡”同步带来的文化影响，儒学同样深入到了边地“非汉”社会。汉字与儒学在“非汉”社会传播的渠道很多，其中当然也有沿江交通要道早期卫所军户作出的历史贡献。

“文字下乡”与“儒学入边”，二者互为一体，彼此配合，共同发挥了建构边地社会秩序的作用。毫无疑问，前者扩大了无文字民族生存交往的信息活动范围，使他们能够透过更广阔的空间认知外部世界，同时反过来也重新塑造了自己一贯固有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自己的社会生活实践行为，强化了自己融入其他文化圈的能力，乃至最终在心理层面产生了国家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感。后者则补充或丰富了自身生存生活必需的意义感和价值，能够在理性与情感两个方面强化自身对大传统精英文化的向往与认同，激活并拓展了以国家为标志符号的精神纽带作用。由于二者都明显表现出稳定或强化边地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作用，所以无论“文字下乡”或“儒学入边”，都得到了王朝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积极鼓励和推动，只是在儒家思想资源传播受阻的前提下，才率先引入佛教信仰以维系或稳定边地秩序，但最终仍以儒学的社会化扎根于边地的长治久安为基本国策。

与政治上的逐渐国家化和文化上的不断华夏化紧密相伴的，乃是边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地化。后者固然同样有国家力量的强力推动，但民间社会自动自发的积极动因则显得更为重要。渠道则与国家力量的进入和文化的交流传播一样，主要通过水陆交通的大小网络不断展开。例如，属于长江水系的乌江、清水江、沅江，属于珠江水系的都柳江、南北盘江，以及与之相连的大小船运支流，尤其是不断向外延伸的各种官民驿道。从而展开了多种多样规模不等的与人、财、物流动有关的社会经济活动，当然也就持续有效地推动了边地社会经济朝着内地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所谓内地化发展其实也是当地社会不断“去边疆化”的历史过程，原因是历史上的贵州长期被人视为边裔或边地，即“内边疆”或“内地边疆”。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贵州今天显然早已彻底内地化。而历史上一度大量存在的卫所，则不仅因为交通便利带来的特殊条件，率先成为汉文化传播的中心，同时也因为商业贸易的兴盛，最早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卫所不断去军事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也是边地社会不断内地化的演变发展过程。

内地化的发展在“非汉”文化区，尤其是在“王化”未到的“生苗”区，其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心理震荡，不仅是极为复杂的，同时也是十分剧烈的。我们看到明初沿清水江水陆官道设置了大量卫所，但以当地雷公山为中心的三千里“苗疆”不仅长期为王朝国家的“化外之地”，甚至连象征性的羁縻或土司建置也从未有过。因此，延至清朝雍正年间，国家统一力量强大后，才最终凭借武力平定了“苗疆”，设置了代表国家行政区划的“新疆六厅”。我们从“新疆六厅”的名称，即不难看出，当地乃是从王化不到的“苗疆”，逐渐转化为国家体制内的“新疆”，又一步一步缩短了与中原、江南的差距，由国家体制内的边地“新疆”，转化成与内地区别不大的“旧疆”，最终“新疆”“旧疆”的称谓也被人遗忘，成为“去边疆化”的内地。尽管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仍然长期保留，民族特色村寨依旧大量密集散落，但以长期自发形成的民族融合秩序为根本前提，最终还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具有国家化与华夏化等明确意涵的内地化变迁转型。

历史上的贵州长期被人视为边裔或边地，因此就其整体的历史变迁过程而言，如果说国家化代表了地方政治秩序的重建，华夏化体现了地方文化秩序的再造，那么内地化则显示了地方经济秩序的转型，三者相互交织、彼此渗透，既有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也有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相激，当然更离不开地方民众的自觉参与及认同。其中最突出的仍是屯堡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他们始终自称是南京或江淮的军屯移民后裔，强调自己在血脉、精神、文化、政治上的中原叙事根源。他们认同自己与中央政权密切联系的历史叙事，长期保持与南京、北京等正统符号相关的历史记忆。他们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取向，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总会通过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方式，影响周边的少数族裔聚落群体。比如彝族就认为其部落所在就是“天下中心”，与汉文化长期接触后也逐渐接受了后者的中心观。

地：“看明朝，到贵州”，您认为最核心的是看什么？

张：我认为任何人初到贵州，都会惊讶明代这一王朝国家经营开发整个大西南，居然还会有如此庞大的一个屯堡汉人移民集团活态历史遗存——尽管六百年沧桑巨变瞬间已过，但依然能置身历史的现场，遥想当年屯军戍守和社会变迁的各种情景。安顺及平坝地区活态型的屯堡文化显然只是一个特例，更多的军屯移民已在历史变迁的长久过程中，与其他多元复杂族群融合成了生活世界的完整体。前者可以直观地体验和观察，后者则需要深入地调查和了解。

置身屯堡活态遗址的历史现场，我们当然能感受到国家经营开发西南的复杂历史过程，尽管其中也有矛盾和冲突，甚至不时发生战争，表现得极为奇谲诡异，需要洞见与慧识来加以分析和判断，但如果追究其总体的历史发展方向，无疑仍是多民族的和谐共处，是生活世界的秩序需要凝聚不同的地缘族群，在不断消解地域或族类界划的同时，逐渐建构起更大范围的交流交往共同体，最终形成具有深广民族情感与历史内容的国家共同体共识性认同。

多年来，我始终强调文化治边的重要性，因为文化世界本质上就是生活世界，文化秩序本质上就是生活秩序，生活世界及其秩序才是最本源的世界与秩序。屯堡早期具有的军屯集团色彩早已消退，军屯个人的戍兵身份早就消解，朝廷授命意义上的政治秩序也被解体，屯军和屯田合为一体的经济秩序也已转型，但包括饮食服饰、礼俗、信仰等生活世界必需的基本秩序要素，尽管也有调整、改造、变异和补充，其间难免有其他文化因子的渗透杂入，但通过整合、完善、丰富及提升，基本的结构形式得以完整保留，尤其大量活态文化的核心要素，通过重新组合的方式焕发生命活力，不少难得的文化遗存透过时代的洗礼，更为现代社会的人类所珍视。他们世世代代相沿成例的生活经验和生计智慧，当然更有必要长久守护和传承光大。

今天，不仅传统农业早已向现代农业转型，王朝国家也早已向现代国家转型。如何在建构美好生活世界及秩序的同时，重建更加合理健康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相信屯堡的历史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贵州经验，仍能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理解明朝国家治理最生动的教科书

李建军

贵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贵州省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地：屯堡文化如何成为我们理解明朝国家战略的一扇窗口？

李：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华民族千年边疆边地治理史中看。明朝于洪武十四年（1381）平定云南后，在贵州实施“调北征南”政策，数十万江淮军民沿交通要道建立屯堡聚落。从秦修五尺道、汉开夜郎道，到元设驿站，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脉络清晰可见。屯堡正是明朝国家意志的物化载体，星罗棋布的卫所守护着黔滇通道这条战略大动脉。

我常说，若把中华文明比作长江、黄河，屯堡便是乌江分支的涓涓细流。这条细流藏着大历史的密码。今天的沪昆高速与中缅输油管线，竟与六百年前的驿道几乎重合。这条生命线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抗战血管”。明朝卫所制度虽已消亡，但寓兵于民、军民融合的智慧至今闪光。

屯堡人至今坚守堂屋供“天地国亲师”的传统，家谱里刻着“八千里路云和月，回首金陵是故乡”。他们用六百年的守望证明：国家统一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到每一户屯堡人家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日常坚守。

地：通过贵州“看”明朝系统，屯堡最独特的价值是什么？

李：其精髓在“活态”二字。地戏锣鼓仍在乡间回荡，鲍家拳法还在强身健体，水利工程沿用至今。这种生命力源于双重禀赋：既有守护中原文化核心的倔强，又有与少数民族和而不同的包容。屯堡人带着先进农耕技术和儒家伦理扎根边远地区，修水利从不断下游水源，更以严密的自治组织维系秩序。这种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促进民族团结的智慧，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微观呈现。

它的价值不在旅游表演，而在家族传承——祖辈戍边卫国，后代耕读传家。这种忠勇爱国的精神血脉，才是活态文化的真正内核。关键要守正不守旧。现在要警惕有人把拱桥杨柳强加给黔中山水，或是编造伪传说。守护屯堡需激活内生动力，少搞噱头，多建立让屯堡后代返乡的机制，少建表演式民宿，多保护真实的地戏国魂。

看见一个有大量实物遗存的“屯堡考古”体系

周必素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馆员。

地：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我们从哪些方面能够感受到“看明朝，到贵州”的文化特色？

周：贵州历来被认为是考古小省，这里山地纵横、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考古遗存总量远不及河南、陕西等大省。但贵州考古具有鲜明特色：喀斯特地貌孕育了全国最丰富的史前洞穴遗存，如盘县大洞见证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流域文化则通过长江与珠江水系串联起周边文化交流，使贵州在新石器时代就形成了“多彩”文化格局。更重要的是，贵州遗存实证了中央对边疆边地的管理进程——无论是夜郎文化的青铜文明，还是土司考古的典范海龙屯，都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

对于“看明朝，到贵州”的提法，我倾向于表述为“到贵州，看明朝”。贵州的明代遗存集中展现了边疆边地治理的特殊性：朱元璋推行“调北征南”“调北填南”政策，形成卫所、府州县、土司并存的治理格局。相关实物遗存包括卫所城址、屯堡村寨、水利工程、墓葬群及摩崖石刻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屯堡考古”体系，如大松山墓群虽非直接关联屯堡，但其中“看不见兵器，闻不到硝烟”的现象，恰恰证明中央管理的有效性。而海龙屯作为中国土司考古的典范，更是改土归流的历史现场。

卫所不仅承担了军事防御职能，还在管理地方的同时，推动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承。屯堡村寨则展示了明朝通过移民安置和农耕社会建设来稳定边地的策略，它们不仅是民众居住的地方，也是军事防线的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调北填南”政策的实施。

水利工程的遗存则反映了明朝在边远地区推行农业发展的政策，特别是在贵州的山区，水利建设促进了农田灌溉，保障了当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墓葬群和摩崖石刻则进一步展示了这一时期的地方文化及社会结构，摩崖石刻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还刻画了明朝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与文化传承。

必须强调的是，贵州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中央将云贵高原纳入国家版图的实物见证，卫所制度与“土流并治”方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示范意义。若中华文明是参天大树，贵州便是向西南伸展的支脉，这里的洞穴遗存揭示了人类对山地的适应，文化多样性实证了多元一体格局，治理动态则成为解读中国统一进程的鲜活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