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说夜郎丨兴仁交乐与绵阳何家山摇钱树上的“畏兽”

东汉中期至三国时期的巴蜀文化圈，即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一带，流行一类专为墓主人随葬铸造的树状组合明器。这类器物平均高度超1米，普遍以陶土烧制树座、青铜铸造成树身，主干挺拔坚实，枝叶扁平繁茂，因枝叶上密布大小不等的五铢铜钱纹，后世称“摇钱树”，反映古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得道升天的愿望。

摇钱树的青铜叶片上，除了标志性的铜钱纹，还装饰着大量朱雀、羽人、走兽及人兽组合纹样，其中部分形象辨识度高，也有不少特殊纹饰长期未得到精准定名。1987年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中，一枚高17.7厘米、宽14.3厘米的叶片上，就出现了一例罕见的人兽形象。兽面双目圆瞪，张口吐舌露齿，两根獠牙外探，右手自然触胸，五指轮廓模糊，左手上扬抬起。腹部圆鼓外凸，体态壮硕。右膝跪地状，支撑全身重量，左足向下蹲踞，双足仅见两趾。

绵阳何家山摇钱树上的“畏兽”

1990年四川绵阳何家山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上，几乎复刻了完全一致的人兽形象，仅细节处略有差异。五指清晰，但两根外探獠牙其中一根较为模糊，旁侧有一只小猴托举人兽右臂，足趾同样呈现二趾形态。两地相隔数百公里，出土几乎完全相同的纹饰，足以证明这类形象并非工匠的即兴创作，而是汉代西南地区曾经流行的固定神兽题材。主要特征可归纳为兽面、鼓腹、吐舌、蹲踞四点，其中圆鼓外凸的壮硕腹部，最具辨识度。这一特殊形象，能否在传世的上古文献中找到对应的本名呢？

《山海经》记载了大量人兽合体的异兽形象，如九尾狐（狐狸）、讙（野猫）、举父（猕猴）、狸力（猪）、獓狠（牛）、矔疏（马）、狰（豹）等，但今流传最广的《山海经图》，都是明清文人根据文字记载二次加工绘制的，是否完全贴合汉代人的原始认知，存在争议。晋代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时，提到“列象畏兽，凶邪是辟”，就是把这些可以避凶邪的人兽形象统称“畏兽”，受郭璞影响，大部分学者都把这种人兽形象统称“畏兽”。但具体是哪一种，郭璞提及四种，分别为‌嚣兽（猴）、驳马（马）、孟槐（猪）、彊良（虎）‌，其形象特征与摇钱树上的鼓腹蹲踞人兽纹均存在偏差，无法对应。

兴仁交乐摇钱树上的“畏兽”

东汉辞赋家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为中国宫殿赋的开山之作，详细记录了西汉鲁灵光殿建筑构件上雕刻绘制的各类山神海灵、异兽奇物，其中关于“玄熊”的描写如下：“‌玄熊舑舕以龂龂，却负载而蹲跠。齐首目以瞪眄，徒脉脉而狋狋。”“‌舑舕”就是形容玄熊吐出舌头的样子。“‌龂龂”指露出锋利的牙齿。“负载而蹲跠”‌写玄熊承重下蹲的姿态。最后一句刻画玄熊怒目凶狠，自带威慑之态。

2015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一对神兽玉佩，江西省博物馆夏华清在《海昏侯墓“神兽玉饰”浅释》一文中，对其形象特征作出精准考证，神兽特征为“蹲踞状”，“双眼圆睁”，“口大张、似吐舌”，“兽身圆胖，身似人形”等，虽面部细节相对柔和，不似兴仁交乐汉墓、绵阳何家山汉墓出土人兽纹面部狰狞，但其鼓腹、蹲踞的特征与两地汉墓出土的人兽纹高度契合，考证倾向定名“玄熊”。海昏侯刘贺墓“玄熊”出土，将这一“鼓腹蹲踞、吐舌露齿”的人兽形象出现时间，提前至西汉中期，填补了“玄熊畏兽”的早期图像缺环。

值得注意的是，在既往部分考据文章中，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这类人兽纹曾被定名为“方相氏”。早在《周礼·夏官·方相氏》中，就记载了上古专司驱疫逐鬼的神职官员“方相氏”，其原文描述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这段经文作注，将“方相”释“放想”，明确“可畏怖之貌”，即头戴黄金四目面具，身披熊皮，着黑衣红裳，以狰狞恐怖的形貌，震慑疫鬼魍魉。但方相氏本质是由活人扮演的仪官，只是在傩仪中扮相“蒙熊皮”，本身并非固定神兽。驱鬼仪式结束，角色也就消失。绵阳何家山汉墓出土的这类人兽纹，部分文章定名为“力士”形象，其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公羊传》中记载的“国之力士”。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也有明确记述：“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但汉代的力士主要仍以人形出现，特征是扛鼎举石、力大无穷。

基于此，笔者认为，这类人兽纹饰即便不能直接判定为“玄熊畏兽”，也无疑属汉代辟邪体系中的“畏兽”范畴，且在出土图像中以成对配置的规律出现。从何家山汉墓摇钱树保存的完整清晰图像来看，两尊“玄熊畏兽”分置西王母图像下方的左右两侧，既承担“凶邪是辟”的镇墓功能，同时也扮演西王母左右护法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