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丨百年党史·天天学习——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和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一）

（来源：《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赣西、赣南起义、闽西起义、平江起义时组建的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为主体，加上后来陆续组建的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二十五等军团合编而成的工农武装，约10万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主要活动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受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

1933年10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扩大侵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动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步步推进战术，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当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的支持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错误地认为这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极力夸大革命形势，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抛弃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用教条主义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实行“正规战”“阵地战”，不顾敌人在装备、人数上大大优势于红军的实际情况，与敌人拼消耗。

红军虽经英勇奋战，但终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尽管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曾对“左”倾路线领导者提出过意见，但都被拒绝和压制，并被排斥在实际领导之外。最后，红军主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及后方机关，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瑞金、于都、宁化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并计划到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

长征开始之际，“左”倾领导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中央红军历尽艰辛，在突破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后，遭到极为惨重的损失，12月到达湘黔边境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三万余人。

此时，蒋介石已察觉到红军转移的路线和意图，调集了五倍于红军的重兵，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设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如果中央红军仍按原计划到湘西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就必然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与“左”倾错误代表、中央负责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就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作战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认为“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作战。”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认为“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挥师西进，在贵州整训部队。

这一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并通过。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也因此第一次受到了动摇。当时因军情紧急，会议还来不及对红军进入贵州后的具体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博古仍把行军路线的改变，当成一个迂回的绕道，入黔的目的仅仅是寻求机动，为了北上，仍执行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尽管这样，这次会议作出的决定，使红军很快脱离了险境，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同时，第一次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加以否定，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为黎平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