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白面龙图” 刘子章
刘子章（1656——1707），字豹南。先世明初来黔，定居贵阳，以躬耕为业。据刘青霞《监察御史刘公子章传》所载：刘子章少时，家境贫寒，“读书萧寺中，炊爨（cuàn）（烧火煮饭）不继，常从僧寄食饮”。然而缺吃少穿，寄食寺僧的境遇，并没有摧毁刘子章的意志，他磨砺心志，发奋为雄，以超越常人的勇气去面对生活。经过长期苦难的磨炼和刻苦的学习，他广览大量的经、史、子、集，文名渐显，以翘异补县学士（秀才）。
康熙二十年（1681），刘子章以乡试第一名（解元）中举，“除（授）镇远教授”。刘子章为人 “骨鲠正直，不避权要，每遇义所不可，辄力争之，必求直而后已”。在担任镇远府教授期间，他注重名节操守，不肯奉承上官。据刘青霞《监察御史刘公子章传》所载：某学使曾暗示刘子章为其馈赠礼物，遭到刘子章的 “佛然怒目视” 及当面指责。学使恼羞成怒，推案而起。刘子章亦冷眼观之，不为所动。学使感到内心惭愧，强装笑脸向刘子章赔礼道歉。
其后，刘子章发现知府贪婪无度，便直言规劝。哪知对方不知好歹，反而视其为仇，并以上司的身份欺凌他。刘子章见其执迷不悟，无可救药，便断绝与其来往。
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王朝的江山已经稳固，开始偃武修文，发展经济。贵州巡抚卫既齐基于 “盛世修志” 之说，特聘吴中蕃、李琪、周渔璜、刘子章等纂修康熙《贵州通志》。在纂修志书的过程中，几人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
图源：襄城文学
当时，总纂吴中蕃已年逾古稀，仍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修志工作。对这位历经沧桑、才高学博曾两度参与纂修《贵州通志》的前辈诗人，刘子章非常钦仰。而吴中蕃眼光独具，对才华横溢的刘子章亦十分赞赏。
刘子章的学养亦得到卫既齐的赏识。时值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国家急需行政管理人才。在卫既齐的大力推荐下，刘子章出任襄城（今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知县。
上任之初，襄城因粮食歉收而盗贼四起，面对饥饿的民众和混乱的治安状况，刘子章一面向上司报告灾情，一面劝说积贮大户减价粜（tiào）粮，一面又向富户借粟济民。为了解决民众今后的生活，他动员民众兴修水利，筑堤开渠，为今后的丰收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微薄的薪俸买地建书院，为当地培育人才。以上善政善举受到治地民众的好评。由于水利设施的建成和运转，该县第二年获得了丰收，百姓衣食得以保障，盗贼亦随之销声匿迹。社会秩序好了，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百姓无不称颂刘子章这位父母官。
饥荒的问题刚解决，又出现另一个棘手的问题：襄城县城内驻扎着不少的绿营兵，他们毫无纪律，独来独往，淫人妻女，掠人钱财，欺凌百姓，无恶不作。这些军人参加过扫荡南明政权、平定 “三藩” 及收复台湾等征战，恃功骄横，为非作歹，官府亦无可奈何，百姓更是深受其害，久而久之，绿营兵成了地方治安的一大毒瘤。
为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打击绿营兵的嚣张气焰，刘子章上任伊始，亲往绿营大营，对其将领晓以大义，诉以利害，劝其严加管束部属。有感于刘子章的真诚与善意，该将领不再纵容部属。绿营兵亦有所收敛，不敢明目张胆地骚扰地方。
这时，一件案子冒了出来，成为全县的焦点：四年前，绿营兵王荆州、王习武仗着是军官子弟，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一樊姓人家，意欲强暴其寡妇。当遭到拒绝后，二人残忍地将寡妇杀害。邻人亲睹了二王的犯罪经过，但不敢指控。樊家多次诉讼公堂，王习武之父率众闹事，要挟县令，遂使案子长期悬而未决。
刘子章是一个正义感十分强烈的人，亦是个威武不屈的硬汉，对于为害地方的绿营兵，他正想灭其威风，挫其锐气。当他审阅此案卷宗时，不禁怒火中烧，气愤地说道：“岂有贞烈若此，而冤不为之伸者！” 当时，王荆州已死，同案犯王习武尚在襄城。刘子章得知情况后，立即下令入营将王习武逮捕归案。这下子可惹怒了绿营兵，他们围住公差，鼓噪呐喊，阻挠抓人，随后又聚集在县衙前面示威。衙署外的绿营兵越聚越多，震耳欲聋的喧哗声此起彼伏。面对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动乱，刘子章正襟危坐，不以为意。他对堂上执法的属吏笑道：“吾持三尺之法，识有罪之人，何惧若曹哉！” 然后继续审讯王习武。面对铁面无私的刘子章，王习武知道抗拒要赖无济于事，最终老老实实地交代了所犯的罪行。定案之后，绿营兵见刘子章不畏强暴，公正严明，于是相戒曰：“刘公威严勿犯也！” 随即退去。刘子章将此案上呈后，朝廷批复道：“烈妇得旨表闾，而罪人正国典。”
不久，襄城又发生了一件命案：某把总（清代陆军基层军官）突入民宅，调戏民妇。民妇不堪其辱，悬梁自尽。刘子章得知消息后，立即将把总逮捕法办，民妻亦得到旌表。
刘子章不为强暴所胁迫、为民申冤的事迹不胫而走，名动中原，大江南北因有 “白面龙图” 之称。从此以后，绿营兵检点行为，不敢闹事，数十年为害襄城的毒瘤终于被割除。
刘子章秉公持正，执法不扰，对坏人坏事痛加裁抑的刚严作风，引起了绿营将士的惶恐和嫉恨，思欲除之而后快。这时发生的一件事竟改善了刘子章与绿营兵的关系。按照旧例，朝廷每月发给营兵的月饷，须由地方官员审查后亲往营地发放，这样一来，无形中就给官员们留下了克扣、贪污的机会。过去的县令经常逾期不往绿营发放饷银，营兵因无钱花费便去侵凌百姓。刘子章了解情况后，亲往绿营，验实发放。当营兵发现自己所领的月饷比过去多一倍时，无不欢呼相庆道：“刘公所赐也！”
康熙三十五年（1696）绿营兵调防，刘子章特购牛酒犒劳。有人怕出事，劝告他不要去。刘子章笑道：“吾天子命吏，奴辈敢相犯邪！” 当绿营兵撤防襄城时，兵勇看见刘子章坐着轿子带着牛酒前来饯行，无不深受感动，随即伏于道旁，以示敬意。慰问之余，刘子章亲切地勉励他们：“杀贼立功，报效朝廷…… 有吾在，即妻子勿虑也。” 绿营兵听后，无不感激涕零，叩头伏地。
刘子章治襄三年，“建书院，修堤渠，礼生儒，吏畏民怀，善政不可枚举，不避嫌怨，以伸两节妇之冤，正悍卒之罪尤为人所难者”。清廷为了嘉奖刘子章在襄城的治绩，升任其为监察御史。
康熙三十九年（1700），刘子章出任山西监察御史。在此期间，他发现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出任各省的官员，大都带着人数众多的家小、仆从。由于路途上花费甚大，为了转嫁危机，这些官员不惜扰害地方，鱼肉百姓。为此刘子章上奏朝廷，请求自总督、巡抚而下，巡行时随从以限定额。
康熙帝玄烨阅奏折后，有所触动，立即接见刘子章，召至案前，面与商榷。刘子章向皇帝详细剖析了这事对国家的危害性。玄烨听后频频点头，十分称意，特下旨：“允行，著为令。”
玄烨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君王，知刘子章才堪大用，对其 “眷注优渥”，胜过了其他御史。两年后，玄烨特命刘子章为江西乡试正考官。按照旧例，典试官素不用御史，加之刘子章仅是举人出身，更没有资格充任。从这前所未有的殊荣，不难看出康熙帝对刘子章赏识有加。在典试江西时，刘子章不负皇帝所望，清廉自持，务绝宿弊，以选拔真才为己任。榜发之日，果然不少真才实学的江西士人中考中。
康熙四十三年（1704），刘子章出任河东盐运使。在河东盐运使任上，刘子章秉持自己一贯的官风，凡一切裕商利民之事无不尽力为之：他革除 “扒子银” 八千两及不少陋弊外，对司马光、范仲淹及明代的几位忠烈的墓、祠定期奉祀。对于这些善举，民众无不称快。
刘子章正当政治前途大好之时，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突然病故，时年五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