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诗人回应鲁奖争议：时代的洪流里，王计兵不是唯一的河

10月11日，南京凤凰国际书城举行“鲁奖得主王计兵书房揭幕仪式暨读者见面会”。这是首个以王计兵个人名义命名的作家书房。

揭幕仪式结束后，王计兵和读者聊起自己获奖后的生活。他说，活动前几天，自己还在昆山送外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非常的普通。大前天我骑车出去送了6单外卖，还有一单超时了。”

这番话听起来很平常，却让现场不少人动容。一个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仍然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劳动者。鲁奖的光环没有把他带离生活，反而把他的生活照得更亮。

鲁奖评的是诗，不是人

自从《低处飞行》获得鲁讯文学诗歌奖，网络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边是全力支持，一边是全力反对。反方辩手说他是“标签诗人”，离了标签寸步难行。还有人说这是鲁奖的“堕落”，并把王计兵的成功，归结于这个时代太急于“造神”。正方辩手则坚持认为，“火热的生活就是诗歌”，所谓人民文学，自然要从人民当中来。

“外卖诗人”到底配不配拿鲁奖？面对这个数次挤上热搜的话题，王计兵在现场作出回应：“我现在就像竖立在海边的一块岩石，风浪越大，越能把我冲洗得干净”。

一个外卖员拿下鲁迅文学奖，文学殿堂的聚光灯，与市井街巷的烟火气，就这么毫无违和地，揉和在同一个人身上。然而外卖骑手的身份，可以让读者更愿意走近《低处飞行》，却不能代替诗歌本身完成最后的审美判断。反过来说，如果只因为王计兵是“外卖诗人”，就把他的作品当作一个底层励志样本，把其中的思考和领悟，包装成一种可供消费的奇观，反而是对文学和作家的双重简化。

文学不需要靠作者的身份获得同情，也不应当因为作者出身普通，就被预先降低标准。真正值得讨论的，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谁是下里巴人？谁是阳春白雪？

王计兵的写作，并不是简单地把“送外卖”写进诗里。

为了完成《低处飞行》，他发出60份问卷，每份支付50元报酬；在线下拦住140名外卖员做访谈。在商场后门的通道里，他被拒绝是常有的事。

他写一位女外卖员，从一个女孩成为母亲，就像一株庄稼进入秋天一样自然；他写一位独臂外卖员，将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比喻成“佛的一种慈悲”；他写一次被罚单的经历，说自己时常万念俱灰，也时常死灰复燃。“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诗人詹澈评价王计兵，说他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从文艺角度来说，文学当然可以写宏大的历史，也可以写幽微的心事。但它不能永远悬浮在生活上空。红灯、巷道、雨水、车流，同样构成今天的现实。那些在城市里奔波的人，也必将成为大众文艺的主角。

“鲁奖”向下，文学向上

与王计兵同时受到关注的，还有入围鲁迅文学散文奖的“菜场作家”陈慧，以及凭借诗集《我愿埋首人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张二棍。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曾经的文学殿堂，正在“向下”兼容，向大众、向劳动者、向生活的粗粝处敞开。

中国文学正在发生一种并不喧闹，却非常显著的变化，这是一场“鲁奖向下，文学向上”的化学反应。所谓“向下”，是文学评价体系向大众敞开，向劳动者的粗粝生活敞开；所谓“向上”，是把文学的精神从抽象的云端，拉回具体的人间，去看劳动者和普通家庭，去看平凡又琐碎的人生。

王计兵说送外卖“拆除了横亘在他与世界间的墙”，以前他写作是“在房内透过窗户看世界”，如今置身人潮之中，文字有了滚烫的“在场感”。这不是文学的降级，而是文学回到了它本就应该存在的地方。

时代的洪流里，王计兵不是唯一的河

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农民歌手们在互联网上层出不穷，不仅在短视频领域风生水起，还在春晚、鲁奖“登堂入室”。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正在从“为大众创作”转向“大众自己创作”。

过去的他们，更多是被书写、被概括、被代表的人。而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笔，举起手机，讲述自己的生活。这个时代有太多“低空飞行”的人，“王计兵”就像芸芸众生里的一个标点符号，区分所有的自诩不凡和无能为力。他与时间周旋，与命运搏斗，然后笨拙地，选择用诗歌，来化解生活的苦难。

王计兵说，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自己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所谓“低处飞行”，大概就是属于他的生活姿态。贴着地面，在人生的低洼处，在人群的缝隙里，在穿街走巷的夜风中，沉默又坚定地向前流淌。

细水长流，涓滴成海。时代的洪流里，王计兵不是唯一的河。新文艺的大潮，终将绕过书斋，绕过讲坛，绕过所有精致的堤坝，往人群的方向去。

让文学回归大众，让诗句在生活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