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深度丨无人机进村，在贵州面临三重考验

去年8月，贵州印发《贵州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明确将“低空农林作业”与“低空物流”列为特色应用场景，依托无人机打通山地农业物流堵点，推动分散经营向协同化转型。

今年1月，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启动全省首个“低空+农业”试点项目。近期，记者深入试点一线采访发现，这台“会飞的农机”在飞越成本账、技术门槛、市场关时，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轰鸣声，既带来了效率革命，也暴露了山地农业现代化的深层考题。

“飞”出来的效率与账本

春耕时节，镇宁蜂糖李种植大户陈岗志的400亩果园上空，无人机正以人工数十倍的效率喷洒农药，一年能为他省下近万元。

2023年，镇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在农资下乡活动中推广无人机植保。台下几百位农户，几乎没人相信。陈岗志是第一个签下协议的人。

如今，他不仅自己买了无人机、考了证，还推荐侄子去学。他的400亩蜂糖李果园，成为无人机赋能农业的鲜活样本。

效率对比一目了然。陈岗志告诉记者，人工打药需要4个人，200多亩连片地要干两个星期。“人工打药，打完一次基本上又要开始第二次，病虫害防治很难跟上节奏。”而无人机打200多亩地，一天就能完成，400多亩只花两天。

费用账更是划算。无人机植保收费20元一亩，400多亩一次约8000元。如果雇人工，4个工人每人每天一百七八，一次干两周，光工钱就要上万元。“不仅人工费省三四千，农药还能再省一两千。”陈岗志说，人工打药会多用近一半的药量，“无人机喷出来的雾滴可以到40微米，像烟雾一样细。它有个风场可以把药压下来，叶子正面背面全部受药，连地缝里的害虫都能打到，比人工均匀，还能减少农药残留。”

贵州省通用航空协会理事刘宏从全国层面印证了这一趋势：无人机赋能农业中，植保占比超60%，作业效率达人工50倍以上，标准化程度高。

正是在这样的效率优势下，威宁试点应运而生。去年12月，一支由20个飞手和20架无人机组成的“无人机中队”开始市场化运作，隶属于毕节农投机械服务公司，提供植保、吊运、测绘等服务。

但成效的另一面，挑战同样真实。

为什么“大户叫好，散户观望”？

无人机作业并非“想飞就飞”，成本是绕不开的第一道坎。

威宁无人机中队负责人马侦关算了一笔账，无人机从事农业活动，人工和基本能耗都是成本，“一般是两个人出来作业，一天收入要达到1000块钱以上才有赚头，不然就是亏本干。”

他介绍，植保作业收费按每亩10元到12元计算，吊运服务收费通常是200米内每吨160元到200元。这意味着，要跨过每天1000元营收“门槛”，单次植保作业规模需要接近100亩，吊运货物量需要5吨以上。“这样一来，部分散户的需求就很难满足，只有一两亩地的农户想要请无人机作业，就不划算了。”

目前这支20台机器的队伍业务量并不饱和。马侦关坦言，“春夏季节业务集中在植保服务，秋天收获时吊运订单比较多，业务饱和量只有百分之五六十。”

威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力铫点出了症结：“散户土地面积少，他们觉得没必要用无人机，更习惯传统人工方式。只有合作社和大户才愿意尝试。”

这不是无人机不好，而是贵州山地破碎、农户分散的现实，与无人机规模化效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陈岗志的400亩属于大户，他能算过来账；但更多是零散小户，一家几亩地，无人机的高效率反而成了“过剩产能”。

这就倒逼出一个命题：谁能把分散的需求“拢”起来，谁就能把无人机的账算过来。

“会飞”不等于“会农”

飞手专业度的短板，是第二道坎。

无人机农业服务，不是“会飞就行”，而是“懂农业+会飞行”的双重专业。

传统人工打药，兑多少水、加多少药，全凭农户经验。换成无人机后，配比变了，飞行高度、速度、雾滴粒径都会影响药效，这些本该是飞手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却一窍不通。

“有些飞手，他只管飞，一亩需要打多少，他们不清楚。”陈岗志说，药配合适的情况下，飞机飞完最后一片地，药箱也正好见底，一点都不浪费。但并非所有飞手都具备这个能力。

刘宏提供了一组数据：全国仅30%的飞手掌握病虫害防治时机、药剂配比等知识。他认为，要建立“技术+农艺”的复合培训体系，“可以由协会与农科院合作，开设作物生理、药剂学等课程，并在操作员认证中增加农艺考核模块。”

有人赚，有人卷，有人琢磨规矩

市场无序，是第三道坎。

威宁的无人机中队并非公司化运作，而是由马侦关的农机公司牵头，将20位已购买无人机的本地飞手召集起来形成松散联盟。“飞手自己掏钱买机器，不领工资。找到单子后飞手自己赚钱，联盟不抽成。成立联盟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组队共享订单，分享经验。”马侦关说。

飞手陈杰去年11月花了71000元购入一台农用无人机，享受农机购置补贴14400元。不到半年就赚回一半成本。他介绍，“目前联盟里20个飞手，有四五个人已经回本并盈利。其中一位飞手接了大基地打药的单，赚了四五万，还打算再买一台。”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陈杰告诉记者，威宁县无人机保有量至少有三四十架，外地飞手也在增多，竞争开始激烈。“大家都在拼价格，这样不仅摊薄利润，还影响服务质量。有些飞手只管打药，不管后期效果。农药打多了会导致农残超标。”

这种“只管飞不管效”的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会扰乱市场，影响无人机服务的推广。

威宁的应对办法是：制定规则。无人机中队正在起草操作规范，统一价格标准。植保方面，针对不同作物细化标准，比如玉米患上黑粉病该打什么药、打多少量，都有明确规范。收费标准也按作物区分：普通农作物每亩10到20元，果树每亩15到25元。陈杰说：“不管是吊运还是植保，我们正在制定相关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威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扮演了“引导者”角色。陈杰介绍：“我们把起草好的规范交给县农业部门，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帮我们修改调整。”此外，农业农村局也会在产业群里发通知、做宣传，帮助飞手对接农机购置等补贴政策。

刘宏认为，这种市场乱象是行业发展早期的必经阶段，需要主动规避。他建议建立省级飞防服务质量规范，明确雾滴密度、漂移率等指标，同时对飞手实行技能与植保知识双认证，并推动价格指导区间，抵制恶性竞争。

让无人机“飞得久”，需要怎样的耐心与智慧？

无人机赋能农业，如何才能“飞”得更远？

从账面上看，答案是乐观的。威宁的马铃薯一年需要植保五六次，苹果树也差不多；陈岗志的蜂糖李，一年也要打五六道药。每一次植保，无人机作业的成本和效率优势都显而易见。

但“规模足够”几个字，仍然是最大变量。

威宁这种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协作联盟，能走多远？马侦关自己也在思考：“长期松散个体户的方式，大家很容易出现价格战。需要形成有商业逻辑的组织，共同宣传协调，才能把市场做好。”他设想的未来，是派单模式——公司接单、分配飞手、抽成运营。但谁来投资？谁来承担风险？这是一个需要精细思考的问题。所以他们选择了“先联盟后公司”的渐进路径：让飞手先用自有机器试水，市场跑通了，再进行下一步。

刘宏给出了更清晰的判断：无人机应走向平台化、公司化运营。他介绍了两个国内成功案例——湖北竹山模式由政府牵头成立低空经济公司，整合飞手为雇员，统一调度全县物流、植保订单；四川合江模式则由合作社统一采购设备、对接企业订单，飞手按单分红，年产值超3000万元。他建议：“在贵州，由省级或县级平台公司统筹，飞手转型为技术服务官，纳入智慧农业体系。”。

陈杰的话很朴实：“要让农户看到使用无人机的好处，能够真正优化农业生产流程，这才是核心。”马侦关也强调：“这个事情要能发展起来，买机器的人能够赚到钱，它才能可持续长期发展下去。”

威宁的试点只是一个开始。无人机能否在贵州的山地农业中“飞”得久、“飞”得稳，答案不在天空，而在田间地头的每一笔账本里，在飞手从“会飞”到“懂农”的成长里，在从松散联盟到规范公司的模式探索里。

政策的风已经吹来。但真正让无人机落地生根的，是每一次精准的喷洒、每一趟高效的吊运、每一分看得见的增收。这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