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说夜郎丨册亨“刘道”，“虽老不老矣”

清雍正六年（1728年）册亨选址郎卧（今册阳）首建土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石易土”，改建石城。城垣一周，开三门，南门“怀远”，西门“柔远”，北门“绥来”。从北门出到板年寨，现存一条古驿道，依山就势，石板铺就，全长2000余米，宽2米，俗称“刘道”。“刘道”得名刘名晋，字迪康，湖南宁乡人，监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册亨州同，在任两年，创修从册亨到兴义府城安龙的驿道，“刘道”为完成的第一段。上任册亨前，刘名晋任“贵州按察司照磨”，按察司有统辖管理全省驿传事务的职责，“照磨”虽然只具体负责文书和卷宗，但刘名晋这段按察司任职经历，为创修驿道打下一定基础。

册亨“刘道”

关于册亨这条驿道的记录，主要来自一位民国官员。李光啟，贵阳人，字德章。民国前期兴义系军阀统治贵州时，李光啟参与禁烟（鸦片），多次受政府嘉奖。曾在“紫云、桐梓”等地任职，“奔走四方”。李光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撰“刘名晋修路记”，镌碑一通，高0.95米，殘宽1.53米，厚0.14米。碑文由李光啟幕僚“贵阳丁寰光（字）晹谷书”，安龙石匠“王仁孝刻石”。碑文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余莅册任”，赴册亨任知县，“未至城（时县城在册阳）”，就有路人告知册亨交通不好，“不有新路弗能达”，如果不是有刘名晋修的这条路，都无法抵达。李光啟到任册亨后，偶然发现“习安邓金昶所为《重修文昌宫序》碑，言迪康治绩颇详”，即安顺人邓金昶撰写的一通碑文，详细记载了刘名晋的政绩。于是“朝夕摩抄读之，如晤迪康。”邑中父老知道此事，邀请李光啟到驿道视察，详细讲述当年刘名晋“披荆勘道，策马坠岩”的修路故事。时刘名晋“督工未竣”，便无奈“瓜代去”。因为按照计划，册亨到兴义府城安龙的驿道，路线为册阳、板年、冗渡、冗贝、威旁，出册亨到府城地界的兴隆，可惜两年未到，刘名晋就被新任州同张兆芑接替，驿道修建中断。

邑中父老告诉李光啟，驿道曾被已故乡绅“汤茂淇、王流光”等人补修并镌碑纪念，可惜“碑志毁于牧竖，始末甚详”，即修路碑被牧童毁掉，所以好多事情缘由都不清楚了。牛滚塘附近道旁崖壁现存“天梯石栈”摩崖石刻，横长形，高1米，宽4.5米。“天梯石栈”形容山路险峻，来源李白《蜀道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款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岑南汤茂淇题。”岑南是安龙雅名，说明汤茂淇祖籍安龙，在册亨生活。

“天梯石栈”摩崖石刻拓片 黔西南州博物馆藏

李光啟“谛视山谷险夷及其跋涉陈迹，觉斯路也不可易矣”，仔细审视山势和往来跋涉的痕迹，觉得驿道修得实在不容易。云：“册人安履数十年如一日，宜其谓之新也。而迪康所永贻册人者，拟之白渠、苏隄。”册亨人安稳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所以觉得这条驿道很“新”，刘名晋这个惠民工程，堪比赵中大夫白公修建的“白渠”和苏东坡在西湖修的“苏堤”。

为纪念刘名晋功绩，李光啟“摩刘道于崖”，镌刻“刘道”摩崖石刻。石刻楷书竖题，高1.67米，宽 1.06米。落款：“民元廿六年（1937年）；李光啟。”时值抗战前夕，日寇铁蹄逼近，李光啟众志成城，号召全县民众修筑城墙、碉堡等城防建设。民众恭颂李光啟德政，驿道旁镌刻一方“德化册民”摩崖石刻，高3米，宽1.5米。款识：“德章县长李公德政纪念；册亨全县民众恭颂；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元月吉日”。

“刘道”摩崖石刻

“德化册民”摩崖石刻

刘道摩崖石刻完成后，李光啟经常与“僚属绅耆遨游”，“瞻仰之”，不时与众人聊起刘名晋。绅耆言其相貌“颀皙”，身材修长白晳，“目炯炯有光”，“民元前十年（1902年）”离开册亨。李光啟则向众人回忆，民国十年（1921年）曾经见过在铜仁任职的刘名晋，时“艾发种种”，发白稀疏，但“犹健也”。又云：“今又十六年矣，其庞眉皓首、扶鸠杖以徜徉者？”现又过去十六年，恐怕已是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蹒跚老人了？众人听闻，“悯其遽老”，感慨岁月无情，年华终老。李光啟则说：“册有刘道迪康，虽老不老矣。”大概就是人虽老去，但就像册亨“刘道”，历久弥新，精神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