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化丨贵州的“饺子”和“馄饨”为啥串门?看看方言背后藏了什么

在贵州的很多地方,例如黔西南的兴义、关岭,六盘水的六枝,铜仁的石阡、思南,黔东南的施秉等地,走进一家早点铺子,说来碗“饺子”,端上来的有可能是一碗馄饨。
清汤里浮着十来只薄皮小包,皮薄得透光,馅只有指甲盖大小,面上撒一把葱花、几粒虾皮。这是地地道道的馄饨。可老板管它叫“饺子”,招牌上写的也是“饺子”或“饺皮”。兴义顶效有家开了四十多年的老店,名字就叫“杨饺皮”,头一回进店的外地游客十有八九要误会:这是卖饺子皮的?

到了黔南的独山,事情整个倒过来:当地人把北方人过年包的那种半月形、大馅、煮熟捞出来蘸醋的饺子,称作“馄饨”。
这些贵州的不同地方,一边把馄饨叫“饺子”,一边把饺子叫“馄饨”。像照镜子。这些说法并不是叫错,方言词本就没有错——一个地方的人世世代代都这么叫,这个叫法就是那里的规矩。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两个名字,为什么会在一些地方合成了“饺子”,又为什么会在另一个地方合成了“馄饨”?从语言学上讲,这就是“同名异实”和词语含元量不同的表现。
语言学中,不同地域方言词语书写形式相同的词,有时常常会有不同的含义,这就是“同名异实”的现象。比如,贵州多地方言称的“甜酒”指醪糟,而在广东梅县方言中,“甜酒”指的却是醋。无独有偶,在有的“酒”和“醋”不分的方言中,“小酒”就是指醋,例如长沙、娄底、南昌、萍乡、黎川、建瓯、于都等地都是这样。含元量的不同指的是不同地域方言的词语可能存在所指对象包括的范围和数量上有差异。比如贵阳话中“早晨”指上午12点之前的时间,相当于普通话的上午,而济南、长沙、柳州则指从快天亮到八九点钟的一段时间。从含元量来说,有一定差异。贵州思南、毕节、大方等地,“饺子”是包含普通话的“饺子”和“馄饨”的,有时为了区分,用“饺皮”来专指“馄饨”。也就是说,“饺子”的含元量比普通话的要大,所包括的范围要广。
事实上,“馄饨”“饺子”这两个名字的边界本来就没那么清晰。今天的安徽江苏北部、河南西部、山东东部、湖北北部的很多地方,都把猪肉馅儿的半月形饺子称为“馄饨”,把元宝形的馄饨称为“水饺”。广东很多地方把馄饨称为“云吞”,英语单词“wonton”即源自广东话。
受普通话的影响,我们以为“馄饨”和“饺子”自古就是两样东西、两个名字,其实分家分得很晚,晚到超出多数人的想象。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馄饨的历史更为悠久。《庄子》里有一篇寓言故事:世界开天辟地之前,有一个混沌的大神,他的相貌和人不一样,没有眼耳口鼻七窍,整个人就是一团大肉球。后来,有两位代表时间和空间的神给混沌凿开了七窍,世界出现万物,并且变得丰富多彩。西汉扬雄在《方言》中曾提到“饼谓之饨,或谓之饨”,说的正是馄饨。当时的人们觉得馄饨就像一个个密封的包子,没有七窍,因此称其为“浑沌”,后来才根据汉字造字法改成“馄饨”。学者叶舒宪认为,吃馄饨的礼俗与道家的创世神话密切相关。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记载:“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这是对饺子形状非常明确的记载。“偃月”即弯弯的月亮,与今日饺子的形状完全吻合。这说明在当时,这种月牙形的面食已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在早期,馄饨和饺子或许形态接近,名称也常混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饺子 图源:《中国新闻》报
1959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纳唐墓出土不少点心实物,在这些面食中居然发现了饺子,形状与我们今天吃到的饺子已无差别,同时,在墓葬中还出土了小麦面皮包好的馄饨,形似耳朵。这也说明在唐代饺子和馄饨已不是同一食物。但是至于名称的分开,可能要晚很久。
普通话的“饺子”,不少中原官话区的人说“角子”。“饺子”和“角子”看起来区别不小,其实来源都是“角子”。这里可以追溯文献记载,孟元老写汴京的《东京梦华录》里有“水晶角儿”“煎角子”,周密记临安的《武林旧事》里有“诸色角儿”。从“馄饨”到“角子”,标志着饺子在名称和身份上逐渐与汤食为主的馄饨分家,自成一体。至于用“饺子”来替代“角子”,主要是北方官话和中原官话的一大区别,中古宕江摄入声字的韵母北方官话系读ao、iao韵,中原官话系读o、uo、e、üe韵,且这种差异最晚在元代形成。元代北方官话口语中“角子”的“角”已经从读觉韵读入萧豪韵(接近今天的iao韵),同时在偏中、南、西部的官话中,它读入歌戈韵(类似今天的üe韵),为了避免读音的混淆,所以另外用了“饺子”来记写该词。
饺子成为北方春节“辞旧迎新”的特定美食,习俗大致在明清时期完全固化。明代《万历野年编》记载,元旦时“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扁食”是饺子在北方地区的又一别称。清代史料记载更多,如“每届初一,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做饺食之。”这一时期,人们还在除夕包饺子时放入银钱、吉祥物,祈求来年好运,这一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明清时期,“饺子”和“馄饨”在书面记录上就是彻底分开了的。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引过一副京师的对偶句:“细皮薄脆对多肉馄饨,椿树饺儿对桃花烧麦”——馄饨、饺子、烧麦排得清清楚楚;清代《调鼎集》也是分开记的。
这样情况就基本清楚了。“馄饨”是老名字,“饺子”是后起的、由字形和方音一起造出来的新名字。它们长期处在“一样东西几个名”“一个名字几样东西”的状态。贵州的“不分”,不是例外,是旧账没结,还保留着早期二者名称混用的混沌状态。
一个地方对某类东西分得细不细,取决于这类东西在生活里占多重。贵州以稻米为主食,面食是早点、是点心,不是天天正经吃的主食。北方人要分“过年包的大馅半月形”和“汤里漂的小馅薄皮”,因为一个管节令,一个管日常,各有各的位置,混了要出事。而在以米食为主、面食词本来就稀少的西南官话区,“包馅面食”这一块就那么几个词,两个意思挤在一个词底下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说,“饺子”和“馄饨”都是面食,人们总是用范畴中最典型、最高频的那个成员去称代这个类别中的成员。
“饺子”是一个后起的用来替代“角子”的词,“馄饨”是一对不能拆开的连绵字,词源至今说不清,古人只好拿“混沌”去附会它。两个都说不清来路的标签,谁占哪个位置,就只剩习惯和偶然。
贵州汉语方言的形成跟明初“调北征南”、卫所屯军,跟清代移民和商路上的往来,关系极深。不同批次、不同原籍的人带来不同说法。从地理分布来看,兴义、关岭、六枝在滇黔通道上,石阡在黔东,施秉在黔东南,独山在黔南,分属不同方言小片,彼此并不连片。不同方言片采用相同的称呼,相同方言片采用不同的称呼,这就说明这些说法并不是本地慢慢变出来的,而是不同批次、不同原籍的移民带来的词语名称的叠置。
参考文献:
邢向东:《“饺子”里的语言学》《光明日报》2021年02月21日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