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化丨从昆虫俗名看贵州方言的多彩世界

夏日的山野庭院里，苍蝇嗡嗡乱飞，蜻蜓掠过水塘，蜘蛛静静结网，蝴蝶翩跹起舞。古往今来，小虫也屡屡走入文人笔底。杜甫诗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寥寥十字，写尽蝶与蜻蜓悠然飞舞的姿态。这些普通的小虫，在书面汉语里有着统一的名字；可行走在贵州的山水之间，不同市县、不同村寨对同一种虫子的叫法，却千差万别。

小小的昆虫名称，既是古诗吟咏的对象，也是民间歇后语借以说事的载体，更是一扇观察贵州方言的窗口，既藏着百姓的生活记忆，也记录着这片土地语言交融的历史痕迹。

贵州境内汉语以西南官话为主，同时又夹杂着苗语、布依语、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影响。境内山峦阻隔，大山把一个个河谷、坝子分隔开来。过去交通闭塞，村寨之间往来不易，同一个事物，一地形成一套叫法，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十里不同名，多地不同音”的有趣现象。很多昆虫的方言名字包含着当地人对虫子外形、习性的想象；老百姓还依托这些小虫编出鲜活生动的歇后语，借虫喻人，闲谈说理。

先说蜻蜓，这大概是贵州叫法差异最大的一种小虫。杨万里有名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古典诗文之中，“蜻蜓”是通行的雅称。民间俗语里也留下了“蜻蜓撞倒蜘蛛网——有翅难飞”的歇后语，描摹蜻蜓误落蛛网、无处脱身的处境。贵阳、桐梓、遵义、思南多数人叫它“叮叮猫”。明明是飞虫，名字末尾却带上一个“猫”字。民间说法来自孩童的玩耍记忆：逮住蜻蜓之后，手指轻轻碰它的嘴部，头部一点一点往下磕，如同小猫点头，于是得名“叮叮猫”。到了黔西北的毕节称其为“水叮叮”，大方又叫其“油螂螂”；花溪、都匀、福泉将其称为“春官”。兴义称其为“马马螂”，仁怀称其为“马马蝶”，六枝称其为“脏妹娘”，安顺则称其为“脏脏伯儿”。同一个蜻蜓，一省之内就生出十几个名字。

从这些名字不难看出，老百姓起名时有的观察动作，有的描摹体态，还有的是代代口耳相传形成的记音，汉字只是勉强把口语读音记录下来而已。

再说知了，这也是贵州叫法差异非常大的一种夏虫。虞世南有名句：“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在古典诗文之中，“蝉”是通行的雅称。民间俗语有“秋后的知了——叫唤不了几天”的歇后语，描摹时序推移、寒生声歇的境况。

贵阳、修文、清镇、安顺多数人叫它“喳啦子”。树上鸣虫，名字紧扣声响；民间说法来自夏日的听觉记忆：盛夏之时它趴在树干上，“喳啦、喳啦”不停地嘶鸣聒噪，吵得人不得安闲，于是得名“喳啦子”；黔西又叫其“叽呀嘶”，到了黔西北的毕节称其为“山咋子”，都匀、独山一带将其称为“叫啊子”，都匀还称其为“死屁丫”，仁怀称其为“嘶哇子”“叽𠵫子”，兴义称其为“啊哩子”，黎平则称其为“唧唧丫”，这都是跟其叫声有关的；纳雍称其为“催苞虫”，铜仁、花溪、瓮安、玉屏等地则称其为“催米虫”，思南称其为“吃米儿”，知了叫唤不停，预示着粮食要成熟了。

再看蜘蛛。宋人张耒写夏日村居：“蝶衣晒粉花枝舞，蛛网添丝屋角晴。”诗里直接写作“蛛网”。民间流传“老蜘蛛的肚子——满肚子私（丝）”这则谐音歇后语，借吐丝的特点一语双关，诙谐地讽刺私心杂念。贵阳、遵义、思南、桐梓、花溪、安顺等贵州大部分地区说“蜘蛛”，但“蜘”的韵母和声调较为特殊，音同“哲”。而在黔东南黎平一带，不少老人叫它波丝（水波丝）。“波丝”得名于蜘蛛吐丝结网，把“丝”这个核心习性放进名字。有意思的是杨万里还有咏蛛小诗，写小虫守网捕蚊：“忽有一蚊来触网，手忙脚乱便星奔。”把蜘蛛守候猎物的情态刻画得活灵活现。从名称差异也可以看到地域语言的过渡：黔中、黔北、黔西北受川滇方言影响更深，黔东南则和湘西方言、侗苗本土语言环境相互渗透，俗名也就跟着不一样了。

苍蝇与蚊子是家家户户熟悉的小飞虫。古人早已感慨夏夜蚊虫扰人，刘禹锡《聚蚊谣》写道：“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写尽夏夜蚊虫成群轰鸣的烦扰。乡间口头有“哑巴蚊子——咬死人”的歇后语，告诫人们提防那些表面无声、暗中作祟的人和事。

贵州有的地方是不区分苍蝇和蚊子的，直接将二者统称为“蚊子”，例如：大方、金沙、铜仁、思南、金沙等地。只不过将苍蝇分为“饭蚊子”好和“绿蚊子”，把蚊子分为“高脚蚊”“尖嘴蚊”“蠛蠛蚊”等不同的小类。把蝇类归入“蚊子”这一大类，这种归类方式，是旧时老百姓朴素的生物分类：凡是到处乱飞、扰人的小飞虫，都归到“蚊”的名下，和现代生物学的分类并不一样。

蝴蝶的方言叫法相对少一些。范成大田园诗有云：“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田园篱下，蛱蝶翩飞，是江南夏日的景致，同样也是贵州山野随处可见的画面。相较于蜘蛛、蚊蝇，专门写蝴蝶的民间歇后语并不多。贵州很多地方口语依旧直接称“蝴蝶”；在毕节乡间部分口语叫“花波啰”，名字突出它斑斓多彩的翅膀；黔北湄潭一些乡村，口语笼统叫“飞蛾”。很多小孩小时候分不清蛾与蝶，民间命名也常常模糊二者的界限。

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贵州方言昆虫命名的理据：

第一是形貌与习性命名。老百姓没有教科书上的学名，起名全凭日常观察。蜘蛛叫“波丝”，着眼于吐丝；蜻蜓叫“叮叮猫”，着眼于它头部点动的动作；“尖嘴蚊”着眼于其长且吸血的习性；“绿蚊子”则关注苍蝇头大且绿色的特点。文人笔下用典雅书面词汇吟咏虫类，民间口头一方面创造乡土俗名，另一方面依托虫子习性编出歇后语，雅俗之间恰好形成有趣的对照。不管是古诗、俗名还是歇后语，观察的原点，都是人们对山野小虫细致的感知。

第二是地理阻隔带来的语言分化。重重大山造成方言内部的差异。同样属于西南官话，黔北、黔西北、黔东南、黔南，每一片区域的词汇都慢慢走出自己的道路。同样一种小虫，书本上只有一个名字，古诗里只有一套雅称，大山深处的乡土却给了它许许多多鲜活的称呼；就连口头流传的歇后语，也随着地域流转，发生一些细微的变体。

第三是多民族语言环境带来的底层影响。贵州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很多汉语方言俗名，或多或少受到苗、布依、侗等本土语言潜移默化的浸染。部分奇特的虫名，很可能就是少数民族词汇用汉字音译之后保留下来的结果。

如今随着普通话普及，许多鲜活的昆虫方言叫法正在慢慢淡出年轻人的生活。不少孩子只知道书本上“蜻蜓、蜘蛛、蝴蝶、苍蝇、蚊子、知了”的学名，也只会背诵古诗里吟咏小虫的名句，对于长辈随口讲起的乡土歇后语、土俗虫名渐渐陌生，不再听得懂“叮叮猫”“波丝”“油螂螂”。而这些小虫的土名字，连同依托小虫而生的歇后语，不只是好玩的乡土趣谈，更是珍贵的口头语言资源。

每一个俗名背后，都是一代又一代山里人对自然细致的观察，藏着乡土社会独有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