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贵州故事丨王氏浊世清流①

王氏浊世清流

撰文／庞勉

『现代中国的特质』具体是什么？答案或许就在王伯群制定的家训里『我的家庭和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接受适体的教育，自立自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唯有如此，方能获得社会的称许，方能为家庭、家族和国家作出贡献，成为一个致力于使吾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好公民。』

——王德辅

和罗松吃饭，闲聊到2025年底兴义将开通高铁时，我的脑海闪过一个名字——王伯群。这位曾践行孙中山“铁路立国”思想的兴义人，已辞世八十余年。尽管出任过广州军政府和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部长，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费尽心力，也未能给家乡铺上一寸铁轨。

然而，王伯群的故事远不止于此。行走于兴义，我们时常能听闻王伯群家族的传奇。如果说“一部贵州近代史，半卷皆是兴义人”，那么“兴义人”之中，一定有王伯群家族，一定有那两位民国政坛明星。他们从屯堡家族的后裔，成长为影响贵州文化教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力量。

笔山书院

王伯群，光绪十一年（1885）出生。自先祖王玺于洪武年间随平滇大军入黔屯守，王家已定居景家屯五百余年，兴义早就从他乡变为故乡。

咸同年间，贵州西南部各民族发动白旗起义。当地士绅纷纷组织团练，配合清兵作战。兴义下五屯的刘官礼家族趁势崛起，构筑高大坚固的永康堡，遂为豪强。据说兴义每任知县到任，都要先拜刘家，连末代云贵总督李经羲赴任昆明，也绕道拜访，称“不意贵州有统老（刘官礼字统之）其人，竟有如此韬略”。

彼时，景家屯王永隆善办团练，深得刘氏赏识，便把女儿刘显亲（又名刘显屏）许配其子王起元，生育两男（王伯群、王文华）三女（王文碧、王文潇、王文湘）。不过，走访兴义期间，我听闻另一说：王永隆乃刘家总管，因押运货物遭劫，被刘官礼盛怒之下枪杀。为弥补过失，嫁女于王家。但无论怎么说，凭借联姻刘氏，王氏家族开始走向历史大舞台。

王氏姐弟自幼在私塾读书，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后来，王伯群和比他小两岁的王文华相继转入县城笔山书院继续学业。

笔山书院于乾隆年间创立，历史上几度兴废，至刘官礼时，已完成第四次迁建。在他手中，笔山书院规模空前，高薪聘请洋务派大学者雷廷珍等人担任山长，设立奖学金，“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刘官礼长子刘显世接任培文局后，改称“劝学所”，特邀雷廷珍弟子、书画大师姚华执掌笔山书院。虽仅半年，王氏兄弟的视野却得以刷新。王伯群的儿子王德辅认为：“家族关系和靠近云南省会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们能够阅读到一些中国革命和改良家的作品，例如邹容、康有为和梁启超。”

废除科举后，笔山书院扩建成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自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参考书刊数千册，由日本购进物理和化学仪器各一套、动植物及生理卫生标本挂图百余幅，接轨近代教育。

直至清亡，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中，有王伯群、刘显治、何应钦、李毓华等十几人留学日本，“居全省第二”，更有王文华、窦简之等十三人投考贵州省公立中学，囊括前十三名的轰动事件。而“一部贵州近代史，半卷皆是兴义人”的大幕，就此徐徐拉开。

风云激荡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父守孝三年后，王伯群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途经香港时，他剪掉了辫子；从横滨去东京的路上，他第一次坐火车，立志交通救国。年底，他拜晤旅日的孙中山，被其开放的思想、真诚而富有说服力的言论所打动。在参加同盟会后，他激动地写信给在贵阳读书的王文华，称自己相信孙中山能使中国摆脱清政府统治，推进中国现代化。在他的影响下，王文华也秘密参加了同盟会。

数年后，王文华任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堂长，聘请袁祖铭等训练军事体操，等待时机。辛亥革命期间，刘显世听从王文华的劝告，倒戈反清，进驻贵阳。自此，王文华开启了戎马生涯。王伯群则回到上海，相继在章太炎等组织的统一党、梁启超等组织的进步党任干事，为民主共和奔波。

进入民国后，1913年10月，刘显世在二次革命中拥戴袁世凯，当上护军使，主政贵州；王文华作为副手，整编队伍，确立了黔军的领导地位；王伯群受刘显世邀请，出任参赞，到北京制定《中华民国约法》。

1915年，王伯群再赴北京，此时袁世凯称帝的传闻满天飞。王伯群与梁启超、蔡锷等七人密会于天津，会上，王伯群表示：“若执政者（指刘显世）不愿反袁，文华能起而左右之。”蔡锷大喜：“吾今得知昆季（指王氏兄弟）非常人也。黔事既有把握，吾决冒险入滇。”年底，护国战争爆发。经王氏兄弟反复动员，刘显世宣布“永护共和”。王文华随即出击，取得湘西大捷。袁氏败亡，刘显世任贵州督军兼省长，王文华任黔军第一师师长，王伯群任黔中道道尹。

王伯群创办群益社、裕黔公司，开矿、贸易、发行钱票，致力于振兴贵州经济。不久，何应钦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参加黔军，王文华把小妹王文湘介绍给他，次年两人完婚。

1917年，王文华往返北京开会，两过上海谒见孙中山，被赞许为“西南后起之秀”，大受器重，“西南有问题，可寻电轮（王文华的字）”。回到贵州，王文华就任黔军总司令，“竭尽全力，扩张军备，以作先生（孙中山）后盾”。

尽管后来护法运动失败，但连克重庆、成都的战功和孙中山的认可，让王文华声望大涨。由此，贵州当局形成以刘显世为核心的旧派（把持政经大权）和以王文华为核心的新派（少壮军官居多）。

彼时，王伯群常驻上海，忙于南北和议。1919年3月，经孙中山介绍，他与美国华侨实业公司签署《渝柳铁路草约》，这条铁路由重庆经贵阳至广西柳州。草约条件是铁路沿线30公里范围内的矿产、森林归该公司开发、采伐；以每百元实收96元、年息6厘的方式借给贵州500万美元，并享有在贵州投资、兴办实业的优先权。

这本是一张发展贵州乃至西南交通的蓝图，可是，当其寄回贵阳后，却变成了新、旧两派冲突的导火索。

旧派以草约条件苛刻、借款偿还方式不利为由，攻击王氏兄弟“卖省营私”；王文华以需要划拨160万美元借款发饷相威胁。双方陷入僵持之际，一桩家庭悲剧让刘显世倒向旧派：王文华原配刘从淑是刘显世堂侄女，夫妻情笃，后来王文华执意娶一个名叫段小菊的女子为妾。刘从淑气极，吞鸦片而亡，刘显世得知，上门指责王文华逼死发妻。

如此一来，草约黄了，新派怒不可遏。在王文华的授意下，何应钦等人鼓动伤兵闹事，登报揭露旧派贪污腐败······到了年底，旧派内外交困，财政厅厅长张协陆被迫服毒自尽。

1920年春，孙中山筹划第二次护法运动，电令王文华南下。此时，王文华的驻渝黔军正被川军围攻，刘显世也在密谋反击，有传言说他派人破坏景家屯“象鼻搅水”奇观，破坏王氏风水。权衡缓急，王文华决定先控制贵州，再响应孙中山。10月初，王文华突然患病，求医于上海；11月10日夜，何应钦发动政变，清除旧派，赶走刘显世。

王文华闻讯，经王伯群安排，到广东向孙中山呈报贵州政局，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在上海被投靠北洋政府的袁祖铭派人暗杀，此事背后亦有刘显世等人的身影。

王伯群一直向母亲隐瞒弟弟死讯，逢问，只说弟弟因政治避难于日本。他常模仿弟弟笔迹给母亲写信，十三年间，母亲直到去世都不疑有假，还曾动笔回过一封五千余字的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