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吏畏民怀的高廷瑶

清代乾嘉年间，贵阳人高廷瑶活跃在安徽、广东的政坛上，以清廉公正、恤民保民的官风，赢得了朝野的赞誉。高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和发展，后来一跃而为贵阳的朱门大户。

位于贵阳市乌当区北衙路的高家大屋 来源：贵阳网

据《新编贵阳高氏渤海堂族谱》所载：高氏先世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竹牌巷人士”，入黔始于明初，落籍贵阳北衙（今乌当区新添寨），从事屯垦。在其后的四百年间，高氏以农为本，并在定番（今惠水县）、长顺等处扩置田产。清代乾隆后期，高氏以高廷瑶中举为起点，步入仕途，逐步成为封建官僚兼地主的大家族。

高廷瑶，字雪庐，又字青书。在父母的教导下，高廷瑶从小树立了问鼎功名的人生理想，通过阅读圣贤之书，从而领悟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谛。

高廷瑶像 来源：贵阳网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高廷瑶中举。对其而言，这是博取功名、扬名显亲的前进动力。为此，他面壁苦读，志在功名，然而四赴京师会试，均以落榜而告终。

清嘉庆五年（1800），南笼布依族民众反抗官府暴政，定番、广顺等地的青苗纷纷起事响应。为了安定产粮区，保证贵阳的粮食供给，官府征召高廷瑶随军剿抚。出于保护自身财产的考量，高廷瑶积极投身于这场剿抚行动中。动乱平定之后，朝廷论功行赏，高廷瑶因功赏六品顶戴。

嘉庆六年（1801），高廷瑶参加礼部考试，大挑一等，以通判用，就此进入仕途。他先后任安徽庐州、凤阳通判，凤阳同知，广西平乐府知府。在皖十年，高廷瑶本着儒家“民本”思想，勤于政事，廉洁奉公，平反冤狱，恤民保民，充当了“民命屏障”，成为民众爱戴的好官。

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安徽宿州以王潮名为首的白莲教民造反，袭击并攻占了宿州城，戕杀官吏，抢掠商铺，焚烧街道，给州城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动乱刚刚平定，巡抚衙门特委派高廷瑶前往宿州代理政事，又令其征收本年百姓应交纳的四万两白银的钱粮税。

高廷瑶对此非常反感，认为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如若再对他们横征暴敛，无异于逼他们铤而走险，暴动造反。为此，他为民请命，向巡抚慷慨陈词，再三表明，百姓不是不肯交纳钱粮，只是因为“宿州春夏遭水，继以兵乱，（民众）逃亡不能耕作。今虽逃者渐归，而已失时，补种不足，当奏请豁免，不则缓征，以纾民力”。见巡抚大人犹豫不决，他进而言之：“与其追呼无益，毋宁广施恩泽。”高廷瑶分析清晰，有理有据，巡抚不禁为之折服。为防范动乱再起，难以收拾局面，巡抚立即奏请朝廷，免除宿州钱粮税。

动乱过后，宿州城残垣颓壁，荡然无存，四处充斥着缺吃少穿、无处栖身的民众。此情此景，令高廷瑶十分难受。作为宿州的地方官，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解除民众的困境。为此，他亲往抚慰灾民，给他们送去口粮，给他们盖棚居住。在查核每户的人口后，他又对灾民的安置经费等各项工作进行详细的调查与核算，查明尚需五千余两白银支出，便命下属如实上报。这时，几位幕客劝说他乘机多申报一些款项，可作他用。高廷瑶听后，正言厉色地说道：“吾百姓疮痍未起，即实心实政犹恐不逮，更因以为利，何以上告君父、下对灾黎也？”其凛然正气使幕客面有赧色，顿生敬意。

高廷瑶有胆有识、处乱不惊。在宿州任上，一天夜晚，他独坐书斋，外边突然传来白莲教军逼近的消息，城外的居民闻讯后，在夜幕的掩护下仓皇出逃，哭喊声震耳欲聋，令人胆寒。消息很快传遍城内的大街小巷。居民惊惧不已，预料即将有大灾难降临。高廷瑶见状，知是奸人兴风作浪，制造混乱，企图浑水摸鱼。于是，他召集下属，镇定地说道：“好巡守，吾卧耳。”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四境寂然”，原来是一场虚惊。

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下，徽州及属下的休宁地区居住着许多贫穷的棚户。嘉庆十三年（1808），谣传一些棚户与教军联合，聚众闹事。为防患未然，清廷立即命文武大员率兵察访此事。安徽巡抚不敢怠慢，下令芜湖道徽州府派兵四百协助剿捕。

高廷瑶知是坏人作祟，陷害无辜棚户，于是向巡抚请求驻兵县城。当时，由于担心官军镇压，棚户纷纷逃往山中。为弄清事情缘由，高廷瑶单骑驰往山中，向棚户了解情况，确认他们并无谋反之意，随后考虑棚户的安置措施。为了保护这二十万棚民，使其免遭屠杀，高廷瑶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其遣散，但如果同时驱遣棚民，势必酿成动乱。为此，他向上司提出十二年内分批遣散棚户回家的解决方案。之后，安徽巡抚将此方案上奏朝廷，最终成为定例。高廷瑶任凤阳同知不久，升任广西平乐府知府。

高廷瑶在广西平乐任职时，因安徽旧案处理不当而降级离任。恰逢此时，两广总督蒋某知高廷瑶廉洁能干，才堪大用，便奏请朝廷恢复其职。调广东后，高廷瑶历任肇庆、广州知府，署肇罗道。在此期间，他明理守法、清廉公正，办案认真，勤于调查，注重证据，平反冤狱，所至之处，吏畏民怀。上司对其亦十分倚重，视为国士。

在广州任上，高廷瑶始终不渝地遵循儒家“民本”思想，处处为民着想。他在粤东巡视时，恰逢东莞盗匪林狗尾聚众劫掠，村民不堪其扰，纷纷前往惠州告急。巡抚阮某令高廷瑶带兵镇压，命其驻军县城，在大街张贴告示，责令居民合力擒贼，勿使其混迹，又促县令重赏擒拿为首者。

有人亦劝说高廷瑶要严办闹事者。对此，他厉色回答道：“贼闻官军来已远飏，如君言是必按户搜索矣。夫良民以畏贼故求救有司，有司复不为剪除而更累吾民，是不死于贼而死于官也。诸君休矣！”随后，他极力请求撤兵，上司从其议。过了不久，林狗尾等九十余人全部就擒，高廷瑶秉公执法，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赢得了民众的拥护。粤东人对此评价甚高，认为高廷瑶在广西平乐平冤狱，“活人多矣”，如今来到粤东，是当地百姓的大幸！

清道光七年（1827），高廷瑶因病辞职还乡。返回贵阳后，他热心公益事业，建议义塾，每年为学子提供束脩数十石；又资助穷困族人，使其免遭冻馁之苦。道光十年（1830），高廷瑶病逝于家中。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 （高家花园）来源：方志贵阳

高廷瑶从政近三十年，对农业社会的中国及“民以食为天”的传统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他的薪俸大多用在家乡产粮区定番县和贵筑县北衙两地购置田产上。据史料记载，经过高家几代人的经营，到了清末，仅北衙十三寨年收租谷一千二百担（约十万公斤）。于是，在贵阳民间有“高家的谷子”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