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贵州丨明清易代之际的贵州士人
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的大动荡席卷全国。对士人而言，不仅是换个皇帝的事，更是一场关于忠义、生存与家族未来的艰难抉择。中原、江南的读书人故事我们听得多了，但在西南边地的贵州，这里的士人面临着更复杂的局面——山高路远、民族杂居、战乱频繁，他们的选择既守着儒家的初心，又藏着边地人的务实。透过方志记载、家族族谱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窥见这些贵州读书人在历史洪流中是如何选择，又如何让家族在乱世中延续繁荣的。
在明朝以前，贵州被视为“蛮夷之地”，教育落后，没有多少正经读书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派大军平定西南，留下几十万士兵屯垦戍边，最终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正式设立贵州省，才算真正把这里纳入中央管辖。为了让这片边远之地“教化同于中原”，明朝政府在贵州广办学校、书院。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终设乡试科场，贵州单独开科取士后儒生快速增加，定解额25人，后儒学增至30余所，贡士增至40人，会试成进士者每科有四五人，“中试者不下于粤、滇”，至清代，贵州乡试共录文举人3110人、武举人1704人（张恩迅：《国家何以上山：明清时期贵州山地社会的通道、儒化与调适》）。因此明清鼎革之际，贵州早已出现了自身的士人队伍，明清之际的贵州士人特点鲜明：
其一，群体构成多样。明初那次大规模屯垦后，二十多万明军留守贵州，他们来自江苏、湖广、陕西等文化发达地区，不少人本身就来自读书人家。如安顺的梅家，祖上是陕西人，洪武年间随军来黔屯垦，第五代开始弃武从文，“世代耕读、累世科举”，最终取得“一门四进士，二十六举人”的喜人成绩，成了地方望族。又如开州（今贵州开阳）何氏，实为两支何氏组成：其中一支，入黔祖何济川原籍江南凤阳府定远县，洪武七年（1374年）从沐国公征黔有功而留下；另一支，出自安徽庐江，明末避难入黔。何氏以武立身，但以“文”传家，至明万历时因族人中举后再度兴旺，最终在明清易代之后形成“一榜三进士”的佳话。
黎庶昌塑像
除军籍移民后裔外，民籍移民与少量土官后裔也成了贵州士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贵州建省后，随着驿道畅通与经济发展，不少湖广、四川、江西等地的民籍人口因经商、避乱等原因迁入贵州，其中部分家族重视教育，培养子弟走上科举之路。如遵义民籍移民后裔黎朝邦，明末避乱迁入遵义沙滩，以耕读传家，其孙黎庶昌成清代著名学者，佐证了民籍移民向士人阶层的转化。同时，明王朝对土司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鼓励土官子弟入学读书，部分土官后裔通过科举融入士人阶层。如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田氏家族，其族人田秋为明代著名士人，曾疏请朝廷在贵州开科乡试，推动了贵州文教的发展，成为土官后裔跻身士人阶层的典范。
明清鼎革之际，贵州士人群体已形成规模庞大、网络严密的社会力量，以家族血缘、师门传承、地域乡谊为纽带，广泛分布于贵阳、安顺、遵义、思南等文教发达区域，成为维系贵州地方社会秩序、传承中原文化的核心力量与政治精英。
贵州修文阳明洞
其二，既守儒家正统，又有边地韧性。贵州士人跟中原士人一样，把“忠孝节义”“学而优则仕”当信条。王阳明等人谪官入黔后，在贵州讲学留下的“心学”，让他们更看重个人名节和道德坚守。但贵州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的环境，也让他们多了一份务实和坚韧。对他们来说，读书科举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所以守着荒斋苦读成了常态；同时，面对多民族杂居的局面，他们也得学会变通，才能在不同势力间立足。这种“守正统、能变通”的特质，为他们后来的政治抉择埋下了伏笔。
明清易代的几十年里，贵州先后遭遇了张献忠余部入黔、清军征剿、土司叛乱等战乱，社会秩序混乱。面对明清鼎革的现实，贵州士人似乎没有统一答案，而是结合自身的经历、学识与追求作出了各自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类：殉明守节、退隐遁世、顺势出仕。
其一，殉明守节，以死明志。部分士人把“忠臣不事二主”刻进了骨子里，选择用生命践行对明朝的忠诚。贵阳举人吴子骐就是典型，他曾任广东兴宁县令，明朝灭亡后，孙可望率领的农民军攻进贵州，吴子骐召集乡勇抵抗，兵败被俘后，骂不绝口，最后被残忍杀害。（乾隆《贵州通志》）定番州（今惠水）的顾人龙更决绝，大西军破城之际，他先跟妻子对缢而死，儿子抱着父母尸体痛哭不肯离去，也被兵士杀害。（《大清一统志》）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等方志中多列有“忠烈传”，记载了几十位这样的士人，他们大多是明朝的官员或乡绅，受朝廷恩遇深，宁愿死也不愿屈服于新势力。对他们来说，个人名节比家族存续更重要，而这份忠义也成了家族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其二，退隐逃禅，遁世避乱。更多读书人未选择殉国，而是躲进山林或寺庙，既不跟明朝残余势力合作，也不接受清朝的征召，用“隐居”表达不事二主的立场。明末著名学者钱邦芑就是这样，他原本是南明政权的大官，因反对孙可望称帝而弃官归隐。起初钱邦芑隐居于绥阳县分水坝，一度寄寓敷勇卫（今修文县）的潮水寺，改寺名为知非庵。后迁余庆县蒲村（今松烟镇境），在此结茅而居取名“小年庵”。在寺庙里，他撰写《百梅诗》，用梅花比喻高洁品格，怀念明朝，当地读书人争相传抄，影响很大。同时，他常与怀有隐逸之志的士人诗词唱和，其中“峨眉道人”郑之珖、“凫庵居士”胡钦华、“老僧”李之华等都是明王朝的官员（黄万机《“大错和尚”钱邦芑》）。这一时期，隐逸遁世似乎成为士人明志保身的不二法则，同时在遁世的士人之间已经钩织起一张相互联结的网络。
清末时期贵阳油榨街牌坊群
贵阳何氏家族自先祖何济川于明初入黔后传至何人凤几起几落，却最终在开州站稳脚跟。据《何人凤墓志》记载，何人凤的父亲为明朝举人，在战乱中被孙可望杀害，家产也被没收，他十五岁就被迫避乱。后来他靠军功当上游击，后回家乡转任开州知州，为官清廉，很受百姓爱戴。但清军入黔后，他果断辞官归隐，每天耕田、教孩子读书，只跟几个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来往，同时与同为南明旧臣的许延禧、吴中蕃结为姻亲。何人凤与许延禧、吴中蕃的联姻极大地巩固了明清鼎革之际隐逸士人间的网络。
这些隐居的读书人，看似远离世事，实则在默默守护家族——他们通过讲学、教子弟读书，把儒家文化和家族精神传了下来，为后来的复兴埋下了种子。开阳何氏家族最终因为何人凤的隐逸与文化传承得以挺过明清鼎革的巨变，清代时何人凤之子何子澄即完成“忠明”到“顺清”的转变，顺利出仕新朝，最终何氏家族达到“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的盛景。
其三，顺应时势，出仕新朝。有些士人看得更长远，家族在战乱中随时可能覆灭，与其死守名节，不如顺应时势出仕新朝，用个人的“失节”换家族的生存。明清鼎革之际，梅氏家族没有对抗清朝，而是积极让子弟参加清代科举。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梅廷栻和侄子梅琮同中举人，成了“叔侄同科”的佳话；乾隆年间，又有两人同中举人，延续了家族的科举荣耀。对这些家族来说，“忠孝”不一定非要殉国，让家族香火延续、文化传承，也是一种责任。他们出仕后，大多积极推动地方文教，既帮清朝稳定了统治，也为家族争取了资源，实现了“双赢”。
周起渭画像
除安顺梅氏家族外，贵阳周氏家族也是出仕新朝、实现家族繁荣的典型。周氏入黔始祖为明代洪武年间卫所军籍移民，明末已形成书香门第雏形。明清鼎革之际，家族核心成员周钟岳（周起渭祖父）审时度势归顺清朝，凭借深厚儒学功底被推举为贵阳府学教授，主持府学日常教学与祭祀事务。周钟岳利用府学教职的便利，为家族子弟争取到优先入学、参与岁考科考的资格，还牵头修缮了贵阳府学宫的明伦堂，延请当时贵州著名学者吴中蕃担任讲席。
其孙周起渭天资聪颖，自幼在府学接受系统教育，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后官至詹事府詹事，擅长诗文与书法，是清代贵州文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周氏家族通过出仕新朝获得文教资源与政治声望，构建起“教职兴学—子弟科举—仕途进阶”的良性循环，至乾隆年间已成为贵阳府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家族。
其一，西南战略与地理格局的双重制约。贵州“滇之喉、蜀之唇”的西南战略地位，使其在明清鼎革的政权博弈中成为核心枢纽，这种地域特性不仅塑造了士人抉择的外部环境，更深度制约着其抉择的可行性边界。
从政治博弈维度看，南明政权自顺治三年（1646年）起便将贵州视为抗清“后院”，永历朝廷入驻安龙之初，即设置考试院和庶常馆教学机构。永历六年（1652年）十二月，永历帝依祖制，临轩亲试，考选了一批官员，其中就有后来积极征召李定国入卫安龙而被孙可望杀害的“明十八先生”蒋乾昌等人。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永历帝在安龙文华殿开科取士，这是永历朝廷第一次在安龙举行的会试。经过策论等考试，取士48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永历朝廷倚重的中坚力量。这种“政权驻跸+利益绑定”的模式，使安龙、贵阳等核心区域的士人获得了践行忠义的政治平台，也强化了其对南明的正统认同。清军入关初期，为稳定西南边区，或许同样采取“军事进剿+招抚并行”的策略，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平定云南后，诏谕“凡前明故官及山林隐逸之士，有怀才抱德者，著督抚咨访录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六），此政策亦应适用于贵州等地投诚士人，这种政策调适为部分士人仕清提供了安全缓冲。
从地理格局来看，贵州“地无三里平”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核心区域集聚、偏远地区隔绝”的空间格局，进一步分化了士人的抉择方向。贵阳、遵义、安龙等沿驿道、河谷的核心区域，因交通便利、信息畅通，士人能够快速响应政权号召，或投身抗清，或出仕新朝；而黔东南、黔西北等偏远山区，因“峰峦叠嶂、舟车不通”，成为士人隐逸的天然庇护所。《大明一统名胜志》等记载的乌撒卫，向为地方民族所世居，且邻接滇蜀，为清军进剿要道。《威宁县志》记载，威宁为古苗僚之地，位于黔省西鄙，跨南岭，左右乌江、盘江两大径流导源于此，万山重叠，实黔中一大高原。当地士人如刘镇藩等只能在抗清与隐逸间摇摆，最终因清军势大，部分士人只能遁入山林。此外，贵州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特性，也让士人抉择须兼顾民族关系，如郑逢元在隐逸期间融入苗侗文化，钱邦芑讲学吸纳少数民族子弟，均是地域文化适配性对抉择的深层影响，这种适配性既成为隐逸士人的生存策略，也构成了其文化传承的重要特色。
其二，儒家伦理浸润与经世实践的双向驱动。明代“广教化，变土俗”的治黔方略，历经两百余年积淀，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以经世为导向”的文教传统，这种传统并非抽象的思想符号，而是通过官学、书院、宗族教育等具体载体，深度浸润着贵州士人的价值观念，成为其政治抉择的核心思想动因。
张之洞《十八先生祠堂记》节选
从儒家伦理浸润来看，随着贵州立省，贵阳设府建县，行政建置日趋明确，学校亦陆续增加，贵阳于洪武时（1368—1398年）建贵州宣慰使司学，隆庆时（1567—1572年）建贵阳府学，万历时（1573—1620年）建新贵县学，各级官学均以儒学典籍为教材。《贵阳府志·学校志》记载，贵阳府学每月朔望均会举行讲学，其中由学官讲解相关儒家典故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种系统性教育，让“忠义节烈”成为士人立身的核心准则，如张镌、蒋乾昌等“十八先生”在临刑前仍坚守“食明禄，尽明忠”的信念，正是儒家伦理的直接体现。
从经世实践导向来看，明代治黔强调“学以致用”，官学与书院均注重传授地方治理知识，如周钟瑄出仕清朝后，专注于修建水利、振兴文教；曹申吉编纂《贵州通志》时，坚持收录南明忠烈事迹，认为方志之责在存史鉴今，而非为一姓歌功，正是经世思想对朝代忠诚观念的适度超越。此外，明代贵州士人“结社讲学”的传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思想共识，《黔诗纪略》记载，贵阳、遵义等地的士人结社常以经世议题相探讨，“论忠义而不废实务”是对中国传统士人群体经世特征的概括，其思想依据见于《左传》“上思利民，忠也”、荀子“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这种社群交流让经世与忠义的双重价值观念得以传播，为士人在不同政治选择中找到平衡点提供了思想支撑。
其三，南明内耗与清廷调适的对比效应。士人对政权的政治认同，本质上源于对政权治理成效的判断。明清鼎革之际，南明政权的内部腐朽与内耗，与清廷逐步推进的治理调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直接影响着贵州士人的抉择倾向，甚至促使部分士人改变原有立场。南明政权的核心问题在于“内部分裂、治理失效”，永历政权驻跸安龙期间，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号令行中外，调兵催粮皆自主，生杀予夺任意恣肆。并在贵阳征发民工，营造宫殿，设五府六部三衙门，铸造八叠文的新秦王印，废除永历朝廷印信，急谋称帝，永历帝仅为虚君。孙可望不仅对士人实施高压控制，强迫钱邦芑等遗臣出仕，还因猜忌杀害多名南明官员，导致“黔地士人皆惶惶不可终日”（《贵州省志·大事记》）。此外，南明政权为支撑抗清战争，赋役征收仅及东南及西南部分地区，贵州亦在其内，南明政权所依赖的督抚勋镇专制一方，任意征税，税法混乱，名目繁多，这种竭泽而渔的治理方式，让不少原本倾向南明的士人逐渐失望，甚至转而支持清廷。
相比之下，清廷在军事推进的同时，逐步实施“安抚民心、振兴文教”的治理调适，精准契合了士人对稳定与发展的需求。在经济层面，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贵州巡抚田雯等人上疏朝廷，请准开州、修文等州县应缴兵米折银入布政司库，让官兵领银购米，兵民两便。清廷几经复议，终于允许。贵州余米变价之例由是始，此举有效减轻了百姓与士人的负担；
在文教层面，清廷不仅恢复科举，还针对性解决贵州士人的应试难题，如田雯请准湖南省之平溪、清浪二卫生童仍赴思州参加岁、科两试。田雯奏请礼部定贵筑等县学额、教官。礼部准贵筑照小学之例，岁、科试取附学生员八名，令新贵学官兼管。永宁、普定等十一州县附近有学，在县应试的不另设学额，兴隆、新添、镇西、乌撒、赤水等五卫维持原例，不增学额。（《贵州省志·大事记》）这些治理举措，让部分士人认识到清廷虽为异族政权，却能实现社会稳定与文化延续，从而放下“华夷之辨”的执念，选择出仕新朝。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的治理调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与士人的互动中逐步完善，如曹申吉编纂《贵州通志》时，清廷允许其收录南明忠烈事迹，正是对士人文化认同的妥协与尊重，这种妥协进一步增强了士人的政治认同。
其四，个人境遇的个性化塑造。如果说地域环境、文教传统、政权治理是影响士人抉择的共性因素，那么个人境遇则是塑造抉择方向的个性化关键变量，这种境遇涵盖家世背景、人生创伤、人际网络等多个维度，使士人的抉择呈现出“同中有异”的丰富形态。在家世背景层面，官宦世家与平民家庭的士人，抉择倾向存在显著差异：官宦世家士人因世代受明王朝恩宠，与朱明政权深度绑定，更倾向于坚守忠义，如马士英出身贵阳官宦世家，祖父、父亲均为明代官员，其家族利益与明王朝紧密相连，因此即便弘光政权覆灭，仍坚持抗清至死；而平民家庭士人因与政权绑定较浅，更关注乡土与家族存续，多选择隐逸或出仕新朝。
人生创伤与个人经历则进一步强化了士人的抉择倾向。何人凤的“父难”经历便是典型案例，其祖父何兆柳被孙可望杀害、家产籍没，这一创伤让他既对南明内部割据势力充满失望，又对任何强权政权保持警惕，最终选择隐逸山林，并通过联姻构建遗民网络，以家族力量坚守气节；钱邦芑因目睹孙可望专权跋扈、杀戮士人的暴行，对南明政权彻底失望，拒绝与之合作，选择剃发为僧，以隐逸讲学延续文化火种；而曹申吉因亲身经历了战乱导致的贵州文献散逸、文教断裂惨状，认为恢复文化秩序比坚守朝代忠诚更重要，因此选择出仕清廷，主持编纂《贵州通志》，抢救文化遗产。
此外，人际网络也对士人抉择产生重要影响，南明遗臣之间的忠义社群与仕清士人之间的治理社群，形成了相互影响的群体氛围：何人凤通过与许延禧、吴中蕃等南明旧臣联姻，强化了遗民认同；周钟瑄则在田雯的赏识与推荐下，得以施展经世抱负，进一步坚定了仕清的选择。这些个性化因素相互交织，使贵州士人的政治抉择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多元包容的形态。
总之，明清鼎革，不仅是政权更迭的历史节点，更是一场叩问士人灵魂的价值抉择。地处西南边地的贵州士人，在山高谷深、民族杂居、战乱频仍的独特环境中，以多样的选择书写了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与文化坚守。他们既传承了儒家“忠孝节义”的正统内核，又因边地特质孕育出务实坚韧的精神品格，其群体构成的多元性与价值追求的复杂性，共同勾勒出边地士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鲜活群像。
